本报记者 刘坤喆

　　本报北京10月31日电

　　刚刚结束的第六届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被舆论普遍评价为“友好而务实”。近年来，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发展节节攀升，“正在驶入快车道”。中欧双方不但确立并很好地实施了首脑会晤机制，而且互为主要经贸伙伴，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也都开展了广泛的合作，硕果累累。欧盟官员普遍认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目前正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今天，本报记者对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进行了专访，请他就中欧关系、双边科技合作以及其他一些国际问题等，谈了自己的看法。

　　欧洲想在政治上强大，就要与中国合作

　　此次中国—欧盟首脑峰会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自今年3月上任以来双方的首次会晤。在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后，普罗迪向记者谈了他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印象。普罗迪说：“他们比我想像的还要优秀！这是我们第一次进行长时间的会晤，他们的性格都非常好。本届峰会为我们提供了增进了解的机会。我尤其想通过这次会晤传达一个清楚的信息，那就是：中欧双方都越来越相互依赖，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世界范围的合作。尽管此次会晤期间，我们没有发表什么共同宣言之类的声明，但它仍为今后进行更进一步的政治对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认为，这次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直接交谈，对双方未来的关系发展非常重要。”

　　访华之前，普罗迪曾在欧盟布鲁塞尔总部表示，“希望中欧能实现从经济合作到政治合作的过渡”。因此，当记者问到“如何实现这一过渡”时，普罗迪很干脆地表示：“我们已经开始了政治合作，当然，这种政治合作的进程会比较缓慢，因为欧洲也在发展和变化。在政治上，我们正共同朝这个方向努力。我认为，应该通过分享彼此的观点，开诚布公地亮出彼此的立场来实现这一合作。欧洲想在政治上强大起来，就需要与中国进行政治合作，这是我想传达给中国的一个信息。”

　　有人认为，目前的中欧关系“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盟与中国在近期都发布了针对对方的政策文件。其中，中国还是首次发布这种文件。有舆论认为，这两份政策文件明确了中欧关系政策目标，在众多领域提出了新的建议，将为中欧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普罗迪的话题自然落到这两个意义非凡的文件上。他说：“实际上，我们彼此发表的政策文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对中欧未来关系发展的看法是一致的。两个文件各有明显的特点，但同时，又有着互利的观点。其实，在自由贸易、科学合作等方面，我们的相互合作和发展可以再进一步。欧盟的大门，还可以向中国敞开得更大一些。”

　　“伽利略计划”有益于世界经济与和平

　　欧洲的“伽利略计划”是欧盟旨在为发展民用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而实施的计划，将为交通、电信、农业、渔业等众多民用领域服务。此次领导人峰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就中国加入“伽利略计划”达成协议。那么，欧盟为什么要选择中国作为空间技术领域的合作伙伴呢？

　　对此，普罗迪表示，“首先，我个人非常赞成这一计划，我们应该去实施它。第二，就是分享，要同世界其他国家分享，特别是中国。我不仅仅是指中国使用欧盟的卫星，我们是在和中国分享这种合作的可能性，这是不同的。伽利略系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系统，我们之所以选择中国来分享这一项目，是因为这将对世界经济与世界和平有益。我们应该继续这样做。”

　　当记者追问“为什么不选择美国作为‘伽利略计划’的合作伙伴”时，普罗迪这样回答：“美国的体系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更愿意独立行事，而且他们的系统更多地与军事用途联系在一起。而我认为，我们的系统没有军事用途，我们也不想保持独立，相反我们希望合作。合作的系统能将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潜能挖掘出来。因此，为什么不公开这一系统呢？”

　　据记者了解，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投入运行的只有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和俄罗斯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这两套系统都是由军方投资并管理的。俄罗斯的系统从未用于民事，美国的系统实际上垄断了所有民用服务。“伽利略计划”将在2007年部署完毕，2008年投入商业运营。欧盟有关人士透露，伽利略系统在提供高质量民用服务的同时，也将保证在敏感领域的扩展性和延续性。中欧双方在伽利略系统卫星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目前正在实施的欧洲第六框架计划安排了1亿欧元科研经费，支持中欧在伽利略计划上的合作。针对中国和欧盟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的成绩，普罗迪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在很多领域里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站在了世界的前列。我们对中国开放，当然中国也向我们开放，这是我们互相联系的方式。我认为，这是更加文明的、完全平等的方式。”

　　关于人民币汇率，中国知道该怎么做

　　事实上，普罗迪既是政治家，也是经济学家。因此，他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是否应浮动”这一问题，有着自己的见解。

　　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知道应该怎么做。就像我与温家宝总理会谈时说的那样，中国有意成为一个工商业经济大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曾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从而维护了世界经济的稳定。中国做得非常出色，当然也做出了牺牲。中国有时间对各种情况进行评估，对货币进行监控。如果你们的汇率稳定，贸易平衡，进出口增加，让中国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利，那么就不会让欧盟国家的商人感到害怕，反而能使他们进行自我保护。欧盟和中国都认为，保护措施能防止灾难的发生，所以我们双方都应该控制自己的汇率。我们有着共同的长远利益，人民币和欧元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希望人民币更加坚挺。”

　　伊拉克目前最需要的是和平

　　欧盟一直是世界多极中的重要一极，对国际热点问题历来十分关注。而且，在近期对伊拉克援助的问题上，欧盟承诺将向伊拉克提供经济援助，但一些成员国却拒绝这样做。对此，普罗迪这样认为：“我们正在形成新的欧洲，但我们尚未就外交政策达成完全一致，伊拉克问题就是欧盟国家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德国、法国和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他们反对开战；而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却支持开战。所以，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我们发生了分歧，这并不奇怪。”

　　“在安理会通过伊拉克问题新决议后，一个稳定的伊拉克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马德里会议的结果是积极的，它实际上缩小了各国的分歧。虽然有些表述模糊不清，但都可以进一步协商。我们对伊拉克的发展持负责态度。我们希望这些钱能交到伊拉克人民的手中。目前，伊拉克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尽快实现从临时政府向由伊拉克人民选出的、真正属于伊拉克人民的新政府的转变。因此，世界应为这一转变的早日实现尽量创造条件、做好准备。”普罗迪说。

　　至于欧盟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所起的作用，普罗迪说：“不管是在商业往来上，还是在投资方面，一些欧洲国家的许多公司已经做好与伊拉克合作的准备。但问题是，目前没有投资的理想环境。那里每天都有冲突和伤亡，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怎么可能迅速发展呢？伊拉克目前最需要的是和平，要想发展就必须先实现和平。”

　　巴以政府应真正倾听人民心声

　　欧盟是中东问题四方代表之一，因此，对巴以局势，普罗迪也是很有发言权的。但是，他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却非常悲观。他说：“如果让我说实话，我已经几乎不抱希望了。中东局势如此糟糕，我看到新的爆炸、新的恐怖袭击、新的战争。我真的希望巴以能展开对话，将问题放到谈判桌上，这才是惟一的出路。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大相径庭，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都已经绝望了，他们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政府应真正倾听他们的心声，否则中东就不可能实现和平。”

　　普罗迪还对朝鲜核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必须承认，北京六方会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的政治途径。我并不是因为现在身在中国才这么说，而是事实确实如此。六方会谈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找到了可能性，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问题上，欧盟不能像在中东那样发挥作用，中国发挥的作用要重要得多。我们全力支持中国及所有有关各方为推动此项问题的和平解决所做出的努力。”

　　这个世界是大家共有的

　　最后，普罗迪谈到了当今这个“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他认为，中欧双方的战略合作对于平衡国际力量和制约单边主义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在当前世界格局下，中欧都主张并支持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不赞同推行单边主义和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

　　他说：“美国总想做世界的‘头号选手’，但是，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地、不考虑其他国家利益去行事。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各国要走到一起，组建欧洲联盟的原因，也是我们前来与中国进行首脑峰会的原因。另外，世界并不只是发达国家的世界，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我们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给予充分关注，比如在非洲发生的悲剧、在拉丁美洲发生的冲突等等。”

　　普罗迪说：“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有分享精神的世界，我?潜匦朊靼渍庖坏恪！?

　　普罗迪简历

　　罗马诺·普罗迪，1939年8月9日出生于意大利的雷焦·艾米利亚市，早年毕业于意大利的米兰天主教大学，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深造。

　　1978年至1979年，出任意大利工、商、手工业部部长。1982年11月至1989年5月，担任意大利伊利集团（工业复兴公司）董事长。1995年，创建“橄榄枝”中左联盟，并出任该联盟领导人。

　　1996年4月，中左联盟在战后意大利第13届议会选举中获胜。同年5月16日，普罗迪被任命为战后意大利第55届政府总理，并组成了战后意大利的首届中左政府。

　　1998年10月，执政两年半的普罗迪政府，因未能获得议会信任投票而宣布辞职。1999年5月，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任期5年。

　　普罗迪是西方国家公认的经济专家。执政期间，他始终实行财政紧缩政策，成功地使意大利于1999年1月1日成为首批欧元区成员国，并因此赢得广泛赞誉。他的主要著作有《有力的竞争与市场的能力》、《意大利工业的广泛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