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的8月底，到10月下旬，已经有3名领导干部自杀。相当级别官员的自杀，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爆发了3起。在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针对官员自杀的现象，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撰稿／陆幸生(记者)

　　记者：作为中纪委的特约研究员，从事研究中国反腐败多年的学者，您一定很关注近期官员自杀的现象，想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邵道生：我已经关注到，你说指的3个自杀者都是位高权重的“一把手”：一个是某地市委书记，一个是被人戏称为“肥差”的地税局局长，还有一个则是被人们视为“财神爷”的银行行长。他们从事职业的工作范畴，都可被称为当今腐败的“高发区”、“易发区”。但是，由于在没有查处之前他们就“自行了断”，就自杀死了，没有定案，就不好直接定性为腐败分子。有人称他们为“腐败嫌疑者”，似乎也不太准确。事实究竟如何，或许从他们身后的葬仪的“模样”上能看出个大概。这些人自杀死后如有人来悼念，只能以个人或亲朋好友的名义悼念。

　　我的看法，对位高权重的官员自杀，不能混同于普通人的自杀，恐怕他们的自杀与整个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有关。您想一想，如果不是当今社会反腐败“动真格”，力度越来越大，中央一再强调，坚决要将党内反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而还是像过去有的时候有的地区，只是做做样子，或是只反小的不反大的，只反没后台的不反有后台的，贪官污吏的日子好过得很，他们会自杀吗？过去有这样的时候，他自己被有关反贪部门“请了进去”，但是没有多久就被他的关系网“捞”了出来，对他们来说，大不了只是“受点惊吓”而已，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是不会自杀的。

　　必须看到，一些人官当到地市级、厅级，已经不算小了。他们官场经验丰富，人生阅历雄厚，心理自我调节能力是相当强的。就以那个死去的地市领导来说，当地人的评价是：“口才好，能几个小时不用讲稿；逻辑思维强，讲话无废话；对数字熟稔于心，如数家珍；精明能干，点子多，作风硬朗，对下属颇为严厉，人人惧之。有人认为，他是该市历任‘一把手’里最强的。”我以为，一个高官走到了自杀这一步，往往是因为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这一次怎么都得暴露、都将逃不脱法律的惩罚了，而且已经不指望有什么“奇迹”发生。他绝望了，反正要上“断头台”(或是长年的铁窗生活)，那还不如自己给自己作一个“了断”：自杀算了。所以，像河南原地税局局长的自杀，我是决不会相信那种“听到了什么不好的议论心理压力太大”而自杀这一说法的。真相有待深入调查。依我看，当今一些所谓“腐败嫌疑者”自杀，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反腐败的态势：越来越严厉了，越来越动真格的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反腐败形势“好”的一种反映。

　　记者：我很理解您所说的“好”这个字的多重含义。现在，谁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现实，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问题越来越重视了。在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后，对惩治高官腐败越来越严厉。我们今天说到的某些腐败“高官”，感到自己没法躲过这场“灾难”，选择了自杀这条不归路。但是，不少人还是有这样的疑虑：一些官员的自杀，是否可以被认作是“以自己个人生命为代价，从而保住家族的或某个团体的实际利益”？否则，家庭的或家族的，也许还有“朋友”们的“损失”将更大？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邵道生：一些人抱有这个想法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什么？我理由有两点：一是很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习惯”；二是符合当今腐败发展表现出来的特点。

　　中国人有一个不同于外国人的所谓“文化传统习惯”：即“家族观念”尤为严重，往往什么都为自己的家庭想，为自己的老婆着想，为孩子们着想，不仅要为第二代着想，甚至要为第三代着想。有的贪官自己“节省”得要死，“抠”得要命，挖空心思贪来的几十万、几百万的钱，为的却是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后人。他把钱存到银行里去了，或是存放到国外的银行，为自己的子女留学所用。这些人在心中早就“核计”好了，万一自己哪一天出了事，就一“走”了事。一个人死了，随便什么人就再也撬不开他的嘴，有关部门也就无法再查下去。死人是最可靠的保险箱，贪来的钱统统保住了，都归自己的老婆子女所有，也算是自己当丈夫、做父母的“尽了责”……对于所谓“腐败嫌疑者”，在没有定案之前，似都不能排除他们有这样的自杀动机。

　　此外，在日益复杂的官场腐败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即腐败的团伙化，形成了“腐败利益的共同体”或“腐败生死同盟”。在这类“利益共同体”中甚至有个别类似于“黑道”一样，订下了这样一条“君子同盟”：谁出了事，就由出了事的一个人顶着，不许出卖其他人。一旦出了事情，这个人死了，他家里的事，则由其他人包下来。也就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以个人生命为代价保住家族的或某个团体的实际利益”。再譬如说，在现在查处的贪官污吏中，“来历不明财产”的数额要大大地高于已查明的贪污数额，有的“来历不明财产”甚至达到千万余元。上千万资产的来历不明，他们真的是害上了“健忘症”？非也，这些贪官污吏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判个“来历不明财产罪”，最多被关上几年时间，没死罪。而要是一承认，说不定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此外，讲了谁送的，岂不是要将行贿人也牵进来，我不说，他也一定“心领神会”，我的够朋友，就会使得他尽力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或许，行贿者早就有对贪官作了这样的“承诺”……

　　比如，原阜阳市副市长兼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傅洪杰被“双规”后，带到异地审查，他从福州的一栋楼上纵身跳下身亡。据当地媒体报道：“他把与王怀忠做过的不可告人的事情带进了坟墓。”

　　我的看法，往往一些官员的自杀并不仅仅是自感罪孽深重，也不仅仅是(或许是)自己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社会、对不起人民，在更大的层面上也许就是为了让家人享受自己腐败得来的财产。进一步讲，为当地腐败小集团的利益，“牺牲”自己、保全他人，“上纲”一点，那就是这些人以自己的自杀来对抗社会的反腐败斗争，瓦解和破坏我们党整体的反腐败斗争，问题性质的严重性就在这儿。

　　记者：两个月内的多起官员自杀，肯定意味着中国反腐败力度的加强，震慑力日益增大。这说明了我们党和国家在维护执政党地位、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获得了效果。不过，在加大审查力度的同时，应该如何同时增强对审查对象的“保护”措施？

　　邵道生：你说得一点都不错。

　　这恐怕是我们反腐败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特点。关键是我们要重视。其实，你提的问题就是对策问题。怎么对付？我看有以下这几条：第一，办案一定要注意保密。过去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现在由于“关系网”非常发达，保密工作就特别难做，你还没有查，就已经有人通风报信了，就已经弄得满城风雨了。在一些所谓“腐败嫌疑者”中，有人在组织上还没有采取措施之前就在家中自杀。在这个问题上就一定要强调“政治纪律”，不能将不可靠的人放进办案的队伍中来。第二，办案一定要雷厉风行，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只要有一两条确实“过硬”的，翻不了案，定得了性的，就应该采取“特别措施”，对其依法审查。现在有些干部顾虑特别多，总想将案子全部搞定了，非常圆满才行，结果错过了“战机”。等“腐败嫌疑者”自杀了，就后悔莫及了。第三，在依法将“腐败嫌疑者”“请”进来之后，一定要加强监护工作，将一切会导致“非常事件”的东西统统都拿走，密切注视这些人的思想动向及其心态变化，及时做思想疏导工作，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第四，即便是“腐败嫌疑者”自杀了，也要千方百计地将案件查下去，将其所贪的钱查清楚，尤其是当发现贪官家庭中有说不清来历的钱，一定要将其查清，将查明的所贪的钱依法处理，决不能让其家族子女享受贪官腐败得来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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