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权”彰显公民维权意识

　　2003年9月1日，江苏省扬州市“政文大院”的108户居民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把扬州市规划局、扬州东方天宇置业有限公司告上法庭。居民们认为，经扬州市规划局许可，扬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建设的“东方百合园”第十一组二期工程的三栋楼变更了整体规划，导致中间的6号楼影响原告所在小区的公用设施的铺设，并侵害了原告的采光权、通风权和隐私权。

　　据报道，受理此案的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法院于今年9月1日首次开庭审理此案。原告方诉讼代理人介绍，“东方百合园”工程进行了3次规划变动，由点式楼变成了排式楼，后又将排式楼的宽度向两边延长了34米，以至3幢楼房相连，宽度达170米，像一堵高墙横在了“政文大院”28幢楼前，楼间距仅有32米，而按照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扬州地区日照间距至少为1比1.25，所以两楼间距至少应在38.6米以上，而扬州市规划局居然批准了这样的建筑方案。

　　法律界人士认为：以集团诉讼的形式状告政府，在江苏省内为数不多；认为观光电梯侵犯了居民隐私权的诉讼在国内也不多见。

　　2002年底，家住南京的江苏省检察院49名检察官以原告身份将南京市规划局告上法庭。起因缘于9年前，这49名江苏省检察院检察官入住三牌楼大街125号、137号两幢七层楼房，当时这两幢楼房前并无高层建筑，居室光线充足。但到了去年初，三幢高楼陆续在检察官们所居住的两幢宿舍楼前落成，造成他们居室的通风和采光受到妨碍。深谙法律的检察官们认为开发商侵犯了他们的采光权，而根源在于政府的主管部门没能依法行政。于是，他们联名在去年12月13日将一纸行政诉状递到南京鼓楼区法院，要求法院依法撤消南京市规划局违法核发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

　　三年前，山东青岛市发生一起典型的“挡光赔偿”案。这年4、5月间，居住在青岛市燕儿岛路的15户居民，发现窗前正在修建的国泰公寓严重影响他们室内的采光，遂集体到市规划局和信访局反映，得到的答复是该建筑仅盖16层。但此后不久，建设方又向上盖起了17层。这又一次引起居民们集体上访，并欲诉诸法律向建筑商讨要“采光权”。后经过市法律援助中心从中斡旋，建设方与居民达成协议：国泰集团对被挡光的15户居民视严重程度分别给予2万元至14万元的补偿。

　　让“阳光权”诉讼走出法律困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为自身的生存居住环境质量受到侵害而寻求法律帮助。在该类案件中，市民从来就处于弱势地位，要把政府部门和建筑商告上法庭则常常会感到底气不足，更何况是讨要“采光权”、“通风权”这样的官司，本来打起来心里就没有什么谱儿？如今，许多公民对侵犯自身生存环境的不法行为不再只是发发牢骚，或者被动地等待政府来干预和处理，而是对各种侵害自己环境权利的行为敢于说“不”！有的甚至走上法庭，诉之于法律，与侵害者对簿公堂。尤其是公民因通风、采光条件受到影响，起诉房产商和规划部门的侵权诉案在各地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有报道说，2001年南京市白下区法院共受理因妨碍居民通风、采光和违章建筑而起诉规划部门的行政案件26起，2002年全年受理同类相关案件上升至30多起，今年较去年同期又有所上升。在这类“民告官”案件中，违法审批、行政不作为往往成为公民起诉规划部门的主要诉由。当他们对行政判决结果不满意的时候，又会随之将房产商推向法院的民事被告席。对于此类因居住环境受到不法破坏而诉诸于法律的案件，法律界人士给其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阳光权”诉案。

　　透过各地市民群众状告政府机关侵犯其环境权和居民向建筑商讨要“采光权”、“通风权”的案例，不难看出公民的环境权利意识正在觉醒。但现实情况是，“阳光权”诉案若想有一个圆满结局，仅凭法院司法审判远远不够。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公民的“阳光权”正遭遇维护和伸张的尴尬。

　　一方面，政府规划或城建部门或是审批规划不尽合理，或是对违章建筑制止不力，待到违章建筑建成后再行补救为时已晚；另一方面，房产商为了牟取利益，对明知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违章建筑，仍软磨硬抗，强行施工，只待房屋建成卖出，对日后可能发生的“阳光权”纠纷不管不顾。

　　从司法审判本身来看，“阳光权”诉讼通常发生在事实成立之后，而在此之前，受害者面对正在或即将形成的侵权行为往往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而法院也总是要等到既成事实后方可立案，从而耽误了在原告起诉前就将环境侵权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极好机会。

　　时下，尽管许多“阳光权”纠纷是通过诉讼形式加以解决的，但在司法实践中“阳光权”诉案仍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方面是界定侵害方和受害方在法律上的责任和权利较难。界定侵害方所负的法律责任，涉及侵害方在多大程度上负有赔偿责任，在多长时间内以何种方式进行赔偿的问题；界定受害方法律上的权利，涉及其在多大程度上有要求赔偿的权利，以及以何种方式获得赔偿。另一方面是环境损失和经济损失计量较难。通常情况下，受不良环境损害的受害人分布较广，且受害程度也不一样，这就给界定受害人及损失增加了难度，也使对环境损失进行评估成为新的课题。更重要的是，法院在审理“阳光权”诉案时不能搞“成份论”，还应对各类主体做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尤其是在环境责任的界定和赔偿方面，应该做到对法人、自然人以及国有、集体经济和内资、外资企业同一个标准，不搞个别例外。

　　从强化行政管理看，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进一步加强对规划行为的管理力度，对政府规划审批环节予以公开，理顺公民申诉、复议等行政救济渠道，接受社会公众的全程监督；二是实行规划责任制，对因徇私舞弊或怠于行使职权造成损失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由政府规划部门予以赔偿；三是加大对房产开发商的监管力度，严查违章建筑，对于一贯违法或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应取消其市场准入资格。此外，对于环境权遭受侵害的一方来说，应当注重“提前量”,把维权的着眼点放在“事前预防”上，而不应该把维权寄托在“事后胜诉”上。让法律充分发挥事前的预防和制止功效，而不能仅靠事后执行判决来发挥法律的威力。只有这样，公民的“阳光权”才有望走出尴尬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