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形成的一种认识是，艺术和艺术家都是需要仰视的。在有限的接触艺术的经历中，小时侯第一次观看“阳戏”《宝莲灯》所引起的震撼绵延到现在。我不知道有无“阳戏”这一剧种，张家界是我的故乡，那一方人就是这么称呼这种民间文艺形式的。关于戏剧的知识，我懂得少之又少。

　　新中国成立后，艺术和艺术家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团体和艺术工作者都是国家一手培养起来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无疑吃“国家粮”，衣食无忧。演出是他们的宣传任务，舞台与市场无关联，一律由邀请单位搭建好。但这样的情形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发生改变。艺术要生存和发展，光靠政府的财政拨款供养，越来越不现实、不可能了。随着政府职能向管理和服务转变，艺术要在市场中寻找舞台成为必然。

　　艺术的舞台要靠自己去搭建。参加“映山红”民间戏剧节的这些艺术团体，都是民间民办，而非所谓“官办”。这里，要纠正一个人们可能存在的认识偏差，好像只有“官办”的才是专业的、高水准的，除此之外都是业余的、低水平的。“映山红”向这种认识说不。“映山红”不仅显示了高超艺术，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他们找寻舞台、繁荣和发展艺术的超乎寻常的能力。

　　艺术走向市场，观念和体制必须发生变化。一方面，像“映山红”所代表的已经走向市场的阵营，他们的成就必然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借鉴，影响社会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如果在文化市场还有相当大、相当多一些“官办”成分存在，不仅不利于艺术的争鸣，而且，在占有市场方面，就可能形成事实上的不公平。我们已经从一些“官办”文艺团体中看到这样的现象，从业人员不仅有业务职称，而且还有行政上的级别。不仅拿公家的薪水，并且还“走穴”，个人从事其他商业的活动，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占用了国家资源为个人牟利的表现；因为“映山红”作为社会的活动，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戏剧本身，我就想以此做一个类推，类推到所有相关的艺术门类。当然，他们各不相同，但我认为在面向市场方面，他们其实都可以大胆地甩掉拐杖，依靠自己的能力过活、发展。艺术团体和艺术工作者依靠财政供养的局面是不是可以改一改。我想，这应该丝毫不会影响艺术的品质和艺术家的形象。作家、音乐家、舞蹈家以及其他文化工作者，他们当然可以依法结社形成集体的力量，但这种力量也要像“映山红”里的团体一样，是依靠市场而不是依赖政府。

　　我常常想一个问题，是否因为国情或意识形态的特殊要求，中国的文化或者说中国的文艺的命运必然由政府包起来。与此相对的是，世界很多国家的艺术和艺术家则完全属于市场。众多的艺术或者艺术家已经习惯于从马路、地铁、广场起步，最终走进歌剧院或“好莱坞”、以多种文字走向世界。两相比较，顿生感叹。我想，艺术要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就要在市场中主动找寻舞台，就要放下架子，无须人们仰视。艺术和艺术家与人们的距离越近越好。我们强调的是文艺的“两为”方向，而没有刻意地强调实现的方式。“映山红”之路，似乎与国情更符合、与人们更贴近、与市场更接轨。

　　小时侯看戏，被“阳戏”中的“劈山救母”的故事所感动，关注的着重戏中；几近不惑之年接触“映山红”，则被他们戏外的精神所感动，它启发我放眼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