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

　　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主席伦纳德·里德曾著有一篇经典之作《铅笔传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评论说：再也没有其他的文献像这篇文章那样简明扼要，令人信服、有力地阐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强制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义。

　　《铅笔传奇》说了些什么？它说：“只有上帝能造出一棵树。”因为没有任何人懂得制造某个东西的所有知识。但是，我们的社会却能每时每刻制造出无数的东西，他们并没有依靠上帝的帮忙，而是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把每个人分别掌握的成千上万的实际知识聚集在一起，从而创造了奇迹。

　　此后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也深入阐述了理性经济计划的诸多问题——那实际上无法维持理性，因为面临知识问题。没有任何权威拥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来作出最佳经济决定。简言之，市场是无法靠设计、计划和强制来建成的——无论这些规划在理论上多么正确，道义上多么有力，前景多么美好。

　　市场要靠无形的手来建设和形成，社会管理者的参与只是辅助和修正。每个人本能的驱动会比个别人理想的驱动创造更大的奇迹。所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本能能够调动更多的人参与，而理想只是属于少数人。一个伟大的结果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也不需要任何人来主宰，而是在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参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个良性的社会必须能给人充分的创造自由，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造就一个让人的本能得以充分发挥的机制和环境。

　　这些虽然是古老的理论，但迄今仍具有勃勃生机。20世纪最伟大的创造——互联网的建设便是一例。全球无数单一的、互不相干的个体自发组成了一个丰富、强大、有序的世界。没有组织和管理者，没有设计师，没有预先画好的完美蓝图。只要让人们自由地尝试，总会有人能够更有效率、价格更低廉地提供更好的物品和服务。而政府一旦拥有了对创造性活动的垄断权，他们所能带来的最大成就与无数小人物自发地聚合所能创造的奇迹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的开放性和机动性会自动摧毁所有不必要的控制。

　　这些对待市场的看法已成为全球通用标准。中国20多年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其实，对市场的建设是如此，对社会的建设也应同样如此。市场无法人为地计划，社会关系实际上也无法人为地统一规划。

　　这是并不复杂的逻辑，但它目前还未成为社会管理部门的共识。与管理经济相比，我们管理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指导原则进步有限。

　　在有关富豪“原罪”和贫富分化的解决方案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浓厚的规划“完美社会关系”的痕迹。许多人依然热衷于设计“规范”的生活、思想和道德，而不是尽力设计好的法律制度。人们似乎缺乏对自由人的信心，漠视不干预生活、思想和道德对社会的长远价值。

　　在中国古代圣贤传统的民本主义的梦想里，社会应该具有田园诗一般的温情和谐，而以道德作为区分社会群体、划分阶层、管理社会的最有力工具。但这是永远无法找到的“桃花源”，因为没有任何个人和机构有资格和有成效地掌管道德——西方人还可以借助宗教的力量，而我们就只有指望“旷百世不一遇的圣君贤相”。

　　不过，“理性经济”的破产并没有消除一些人在规范的安排下对“理性社会”的追求。

　　比如，提高消费税、停批别墅用地、提高购买第二套房的门槛等针对富人高消费的措施，更多是一种从道德出发的惩罚。虽然从整体经济的角度看，这对解决社会贫穷的问题反而有害。

　　而持续多年的收容政策，也是因为有关部门相信一部分人无法在城市里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当然，是以这些部门设定的生活方式和标准来衡量。在这些部门看来，那些都是脱离了“正常生活轨迹”的人，而他们的职责就是让这些人的生活归位。

　　在个人申领护照上，复杂的审批手续背后反映的也是对社会个体自我控制能力的怀疑。所以，必须设计一套系统来评估、鉴别申领者的心智和动机。

　　而发达地区和非发达地区政策性的对口支援，更多的是让发达地区承担道义责任，减轻地区差距带来的关系紧张，但它的作用还远不如在非发达地区营造有利可图的商业环境来得大。

　　农村基层选举的突破，是开始相信农民有能力来选择自己的代言人，妥善处理所在社区的管理关系。一些城市居委会选举和基层工会选举也在按照这一思路来尝试。事实证明，脱离了原由的计划和设计，他们也能自我管理得很好。

　　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结局：当我们试图建立社会的整体理性时，我们得不到它，甚至会破坏它；而当我们把重点放在用制度引导个体的行为理性时，我们反而会得到社会整体的和谐有序。没有人能设计社会关系，就像没有哪个超人能设计做生意的方式一样——既然这并没有妨碍市场经济的产生，我们也不妨在同样的“放任”中等待理性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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