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海《新民周刊》报道，从今年的8月底，到10月下旬，已经有3名领导干部自杀。相当级别官员的自杀，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爆发了3起。

　　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

　　3个自杀者都是位高权重的“一把手”

　　记者：作为中纪委的特约研究员，从事研究中国反腐败多年的学者，您一定很关注近期官员自杀的现象，想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邵道生：我已经关注到，你所指的3个自杀者都是位高权重的“一把手”：一个是某地市委书记，一个是被人戏称为“肥差”的地税局局长，还有一个则是被人们视为“财神爷”的银行行长。他们从事职业的工作范畴，都可被称为当今腐败的“高发区”、“易发区”。但是，由于在没有查处之前他们就“自行了断”，就自杀死了，没有定案，就不好直接定性为腐败分子。有人称他们为“腐败嫌疑者”，似乎也不太准确。

　　反腐铁拳吓得贪官自杀

　　我的看法，对位高权重的官员自杀，不能混同于普通人的自杀，恐怕他们的自杀与整个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有关。中央一再强调，坚决要将党内反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您想一想，如果不是当今社会反腐败“动真格”，力度越来越大，还是像过去有的时候有的地区，只是做做样子，或是只反小的不反大的，只反没后台的不反有后台的，贪官污吏的日子好过得很，他们会自杀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反腐败形势“好”的一种反映。

　　一些贪官自己“抠”得要命，贪来钱为的却是自己家人，出事了就一“走”了事

　　记者：我很理解您所说的“好”这个字的多重含义。但是，不少人还是有这样的疑虑：一些官员的自杀，是否可以被认作是“以自己个人生命为代价，从而保住家族的或某个团体的实际利益”？

　　邵道生：一些人抱有这个想法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什么？我理由有两点：一是很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习惯”；二是符合当今腐败发展表现出来的特点。

　　中国人“家族观念”尤为严重，往往什么都为自己的家庭着想，为自己的老婆着想，为孩子们着想，不仅要为第二代着想，甚至要为第三代着想。有的贪官自己“节省”得要死，“抠”得要命，挖空心思贪来的几十万、几百万的钱，为的却是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后人。他把钱存到银行里去了，或是存放到国外的银行，为自己的子女留学所用。这些人在心中早就“核计”好了，万一自己哪一天出了事，就一“走”了事。一个人死了，随便什么人就再也撬不开他的嘴，有关部门也就无法再查下去。

　　有些贪官结成“腐败生死同盟”，出了事就一个人顶着；他家里的事则由其他人包下来

　　此外，在日益复杂的官场腐败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即腐败的团伙化，形成了“腐败利益的共同体”或“腐败生死同盟”。在这类“利益共同体”中甚至有个别类似于“黑道”一样，订下了这样一条“君子同盟”：谁出了事，就由出了事的一个人顶着，不许出卖其他人。一旦出了事情，这个人死了，他家里的事，则由其他人包下来。也就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以个人生命为代价保住家族的或某个团体的实际利益”。

　　判个“来历不明财产罪”，最多被关几年，说出来不定连脑袋都保不住

　　再譬如说，在现在查处的贪官污吏中，“来历不明财产”的数额要大大地高于已查明的贪污数额，有的“来历不明财产”甚至达到千万余元。上千万资产的来历不明，他们真的是害上了“健忘症”？非也，这些贪官污吏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判个“来历不明财产罪”，最多被关上几年时间，没死罪。而要是一承认，说不定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此外，讲了谁送的，岂不是要将行贿人也牵进来，我不说，他也一定“心领神会”，我的够朋友，就会使得他尽力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或许，行贿者早就对贪官作了这样的“承诺”……

　　比如，原阜阳市副市长兼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傅洪杰被“双规”后，带到异地审查，他从福州的一栋楼上纵身跳下身亡。据当地媒体报道：“他把与王怀忠做过的不可告人的事情带进了坟墓。”（陆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