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新华社电　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从2002年6月份开始先后撤销大量领导小组，使领导小组的数量从最多时的110个以上减到目前的4个，此举既精简机构提高了执政能力和工作效率，又解放了干部，使他们扑下身子深入基层办实事，社会各界纷纷说好。

　　近几年来，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大化县逐渐兴起了一股“领导小组热”，什么工作都设立领导小组来“加强领导”。据不完全统计，大化县设立的各种领导小组最多时曾达到117个。

　　记者在大化县采访时，一些干部反映，设立名目繁多的领导小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工作效果，突出的问题是领导干部陷入文山会海、分身乏术，机构越来越臃肿，降低了工作效率，还增加了政府及群众的负担。

　　领导干部因为在领导小组兼职过多，需要应付的各种会议很多。县“四大班子”每个领导成员最多的时候同时兼任数十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或副组长。时任大化县委副书记的吴秀永同时在近20个领导小组里兼职，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曾在一个月内先后参加了近20次小组会议。

　　很多干部反映，领导小组工作期间，大家经常为面子问题、程序问题纠缠不清。比如开会一定要正副组长、各单位成员到齐，否则就是不尊重；而一些成员单位的副职无法定夺，必须要回去请示。工作中一旦涉及到部门利益，成员单位都各怀心思，推来推去，谁都不想负责、谁都不敢负责。县卫生局局长韦有熙以前同时兼任防病治病、卫生保健、卫生检查等好几个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有过协调乏力的尴尬经历。他说：“说来说去别人也是兄弟单位的领导，我实在是拉不下面子去指挥别人！”

　　记者了解到，领导小组泛滥也助长了一些不正之风。县里各种领导小组成立以后，一些乡镇为了体现“重视”，纷纷仿效县里的做法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结果乡镇一级领导小组也泛滥成灾。上级来检查工作的时候，“成立了某某领导小组”成了汇报的重要内容，领导小组已经演变成为某些领导“重视工作”的一块挡箭牌。此外，少数领导小组成员还经常借开会之名公款吃喝，会前一餐、会后一餐，中间还有水果、茶烟、资料纸张费用，花费惊人。

　　开会热热闹闹，会后冷冷清清，领导小组设置过多，表面上看似乎加强了领导力量，实际上无形中增加了办事的环节和难度，还造成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县城新化路一家复印店老板反映，县社会文化管理领导小组对报刊发行、复印打字、印刷出版市场进行管理，如果要开设一个零售报摊，就得去工商、税务、公安、文化、广电等部门盖数十个章，然后拿到宣传部审查，最后才能到文化局去办证，一个报摊通常1个月都审批不下来。

　　大化县委书记吴秀永说：“尽管少数领导小组的确是工作的客观需要，但绝大部分完全是可有可无，已经成了应付工作的‘面子’和‘花瓶’。”在2002年6月的一次党政干部动员大会上，大化县宣布对原有的“领导小组”进行裁撤，经过大刀阔斧的清理整顿，到目前为止仅保留对外宣传、扫黄打非、扶贫开发和“三网”建设等4个必要的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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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的领导小组一度泛滥成灾，广西大化县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最近有报道介绍广东省某市人事变动，调整以后一位领导同志兼任的职务有37项，其中以某某领导小组命名的机构竟然有21个。而从1998年以来广州市政府也相继成立了180多个“领导小组”“委员会”“协调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

　　如此众多的“领导小组”让普通百姓惊诧不已。给人的感觉是我们的政府机构和部门设置，不是不够健全，而是“健全”得有些过头了。既然事事都有直接管辖部门，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多“领导小组”式的临时协调机构？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机构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地方领导在工作思路、工作方法方面存在偏差。盲目采取“小组领导”的工作方式，致使领导小组“满天飞”。今年8月份广州市也一举撤并了90多个“领导小组”一类的临时协调机构，一些机构的工作事项由分管领导协调或通过部门间协商沟通完成，另外一些机构的工作事项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或通过市场化、社会化的方式和手段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