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阳11月2日电（记者王丽、彭炜）“从挂牌定量救济、农村低保到建立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政府一直在不断探索对农村特困群众的生活救助，但对于贫困面广的西部地区来说，最终衡量指标只能看困难群众生活怎么样，农村社会稳定不稳定。”息烽县民政局长刘其芬说。

　　谈及即将在贵州省实施的农村特困群众社会救助制度，已在基层民政系统工作了三十年的刘其芬有喜有忧。喜的是这项制度不仅有希望扩大农村特困群众的救助面和提高救助标准，而且能更好地规范民政救济工作的管理。但忧的是对于经常喊难的县、乡财政来说，救助资金能否落实；山区农民居住分散，能否保证把救助款送到最困难的群众手中。

　　记者采访中发现，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息烽县属于典型的西部农业县，全县23万多人口中90％是农业人口，贫困问题是困扰县域经济发展的首要难题。据了解，1999年以来息烽县建立了农村特困群众生活保障制度，但到目前能够享受到保障的只有2000多人，标准是五保户每月发15公斤大米，其他困难群众每月发10公斤大米，所需粮款都是从民政救灾救济款中挤出来的。刘其芬说，这样的保障与真正的农村低保相去甚远。

　　农村社会救助制能否保证所有的特困户都得到实惠，刘其芬对记者说，这要看在农村逐步建立起这项制度之前，民政部门和基层政府能否把很多工作做实、做细。

　　第一要摸清底数。她说，社会救助不同于扶贫工作，扶贫一般更注重区域性、整体性扶持，但社会救助却要面对居住相当分散的单家独户困难群众，而且生病、灾害等偶然因素也使特困户的数据统计经常处于变动中，如果政府对特困群众生活不了解，底数不清，社会救助制下依然会有很多应该得到救济的群众长期得不到救助。

　　第二要严肃制度。作为基层民政局长，刘其芬既关心上面的资金能不能落实得了，更关心这些钱能不能用到实处。她说，农村税费改革后，原来由乡、村供养的农村五保户，其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解决，这项政策本来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明明白白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落实却成问题；民政救济款只能用于困难群众，但实际发放中挪作他用、优亲厚友等现象却屡见不鲜。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更完备、更严格的制度。

　　第三要分轻重缓急。刘其芬说，解决农村特困群众的生活难题，“心急也吃不了热豆腐”，在财力紧张、资金有限的前提下，救助工作要分轻重缓急，原则就是一定让最困难的群众最早得到救助。（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