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记者董小恒

　　她是一个娇小温和的中国女人，但却让日本十分头疼。

　　“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如是说。

　　这个弱女子同日本政府进行了8年“抗战”，她的身后是一些七老八十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者。

　　她所进行的诉讼，是一场关于中华民族尊严的诉讼，是一场民间个人针对日本政府强弱悬殊的诉讼，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纪之诉。

　　在这场诉讼中，她试图让人们明白：日本细菌战的罪恶不大白于天下，人类文明史将因此而蒙羞。

　　而面对日本对历史的死不认帐，是命运将王选拥戴还是王选在努力改变命运？这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战斗的硝烟并未散去，它就在王选身边，就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身边。

　　2003年10月29日，王选女士去浦东国际机场送走日本律师团干事长小野寺利孝先生和律师团事务局局长南典男先生后，在其上海的家中，就下一步对日诉讼和未来的打算接受了东方早报专访。

　　--民间力量并非突然“爆发”

　　东方早报：两位日本律师在“9·29”胜诉与12月4日细菌战二审三次开庭的间隙来到中国，使人们产生很多猜测，他们此行究竟有何深意？

　　王选：他们此行主要是为了和国内一些人士进行交流，商讨下一步的合作事宜；二是借此机会来中国看看，了解一下中国的民意。

　　据他们讲，国内一些网站联合发起的“百万网友签名声援‘8·4’毒气泄露事件受害者”活动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再加上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外交行动,这对日本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并成为“9·29”胜诉的一个有利因素。

　　日本是个市民社会，十分注重民意的动向，日本政界的一些主要人物也觉得必须妥善解决战争赔偿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这样更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东方早报：近两年，对日诉讼取得了一系列突破，特别是今年，中国民间力量似乎一下子冒了出来，有人讲这是“中国民间力量的爆发”，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并请你就此谈谈当前的形势？

　　王选：应当讲，这两年的对日诉讼是激动人心的———先有细菌战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理上取得突破，再有“8·4事件”掀起的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新高潮，更有“9·29判决”的胜诉。

　　但是，我不太赞同“爆发”这种说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积聚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进展，是很多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尤其是“8·4”事件后政府的外交姿态、媒体的关注以及民间力量的推动，这几种力量聚合在一起，将对日索赔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但目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有所抬头，以及“9.11”之后国际政治局势重心的转移，这些都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和平基金模式切实可行

　　东方早报：经过6年多的努力，目前诉讼总算取得了一些令人满意的进展。但是，距离你们所设定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你认为下一步如何将诉讼再向前推进一步？

　　王选：就目前来看，细菌战诉讼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大诉讼，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缜密复杂的事情，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我们陈述严谨的法理，提交翔实的证据。

　　这场国际性大诉讼对我们意义重大，法庭上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受害者自身的利益，更事关一段历史的认定和一个民族的形象以及国家的尊严。这更需要我们要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目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做好证据的搜集和调查工作，不仅要进一步调查事实，而且要在法理学、流行病学以及史学上寻找新的证据，使我们的诉讼更加稳健有力。

　　东方早报：为了这起旷日持久的国际大诉讼，你及你的“战友们”付出了很大心血，你觉得它的意义何在？前景如何？

　　王选：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不是很理性的看法，以为一场官司下来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中日战争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一场诉讼就可以得到解决的，最终的解决途径只能是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一揽子解决。

　　目前，大家普遍认为应当建立一个类似德国“记忆·未来·责任”的和平基金来总体解决，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毕竟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两国间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都靠打官司来解决，不太现实。日本国内的舆论普遍也倾向于此，并且对日本来讲这也是最经济的一个办法。

　　不过，这里面有个技术性问题，那就是这个和平基金到底要多大？现在日本人担心的就是不清楚这个基金需要多大的规模，他们是否能够承受。没有一个具体确定的规模，日本方面就无法向日本国会提交(议案)，所谓的“一揽子解决”最终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这点上，我们应该认清现状，老老实实地做一些基础性的调查———进一步调查清楚受害者的程度和范围，幸存者现在的生存状况等等，这些都是考虑建立基金规模的基础。没有这些，即使建立了基金，技术上也无法操作。

　　另外，建立和平基金仅仅是解决了道义和历史上的责任，并没有解决法律上的责任。“德国模式”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之所以要力争打赢这场官司，目的是要从法的意义上对这段历史作出定论，要通过法庭上的胜利，为促动两国政府间通过外交途径来最终解决打下基础。

　　我要补充的一点是，政治上的解决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的官司就会胜诉。因为，法庭的胜诉就意味着日本政府要承担法律责任，而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很难堪的。这要看日本政府是否有这样的胸襟。

　　再者，诉讼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更容易引起民众的关注，我们可以藉此来唤醒民众。

　　--对日诉讼需要新生力量

　　东方早报：听说12月9日你将与浙江的100名企业家进行座谈，他们会给你援助吗？

　　王选：这场诉讼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不该过分强调外在条件。但是，诉讼客观上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来支撑，需要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此次浙江之行，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诉讼的主体是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越发呈现出“老人诉讼”的特征。经过近10年的诉讼，我们诉讼的主体———受害者和日本律师因为岁月的推移越发力不从心，急需援助。就诉讼的重大性来讲，目前这与我们的投入是极不相称的，需要来引进“新生的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我们的日本和平人士在人力、物力、精力上都大量消耗，再加上现在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支持的人少了。况且，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就需要我们自身来解决，不能完全依靠日本的和平力量长期地支持我们。

　　下月初，浙江宁波的一家信息产业公司将召开一次论坛，商讨对日诉讼的经济援助。可以考虑创立一个基金，或搞一个文化公司来具体操作。这样既有了一个常设性的机构，又有了财力的支持，我认为这样很好。在一个社会里，企业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群体，他们有着许多实际的经验，最了解社会，既有实干精神，又有着相当的财力，让他们参与进来，将会是一股有生力量。毕竟这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事情，这种自然形成的意见更易于推动。

　　东方早报：你说要通过引进“新生的力量”来改变目前这种“老人诉讼”的现状，那如何去发掘这种“新生的力量”呢？

　　王选：现在诉讼已经到了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阶段，这就必然需要一些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并拥有一定能量的社会精英参与进来，主要是律师和学者。目前已经有一部分参与进来，但还远远不够。

　　在精英们的工作下，我们缺少哪些东西，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去弥补；哪些观点落后，就可以组织人去加强。在他们的努力下，我们的诉讼必将得到快速推进。

　　目前，我们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人去做，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调查工作。我们需要更多的学者去实地调查，搜集受害者的情况，印证受害事实间的因果关系。此外，有许多历史文献还静静埋在尘土里，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是否可以考虑成立一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或专门性机构来计划推动受害调查研究。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细菌战调查研究大多限于鼠疫，因为鼠疫的因果关系比较明显，而对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的调查还远远不够。

　　目前，来自各方面的支持的呼声很高，我们很受鼓舞。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些声音能够更多地转化为实际的力量。

　　--民间力量涣散无序需要整合

　　东方早报：有人说，“8·4”事件是政府、民间和和平力量三者相互配合的结果，对此，你怎样看？

　　王选：政府有政府的职能，民间有民间的职能，二者需要相互配合。

　　目前，中国现在由许多本应由NGO(非政府组织)来做的事情，都被政府包办了。这可能是中国老百姓长期习惯的结果，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一些事情全部推给政府。这不符合中国目前“小政府、大服务”的改革方向。

　　像有些纯粹是民间官司的事情，政府就不便出面。现在的形势较好，这主要是媒体宣传已经作了一些铺垫，对很多人进行了一场教育，民间力量在逐渐觉醒。办好这些事情，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凝聚力都有好处。

　　实现政府、民间、学界的结合，政府首先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要充分发觉并积极引导民间的力量。这样，一些闲散在民间的力量才会有一个明确的流动。也只有在政府的引导之下，民间的力量才会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聚集、整合，才能充分发动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东方早报：你觉得应当以怎样的形式来建立机构呢？

　　王选：就现在我们的状况来看，我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方案来解决：一是成立一个基金会，以基金会这一形式来对外联络，组织一些具体性的工作；二是专款专用，江苏有家企业资助南京师大搞细菌战的调查研究，双方以严格的合同确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三是动员社会力量来建立研究性组织。以上这些方案都是解决问题所需要的一个稳定的形式。

　　并不需要就细菌战诉讼本身成立一个组织，只是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需要一个稳定的组织具体操作。我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基金会，作为一个NGO，它更能够与政府和社会各界协调工作，推动整个战争受害索赔的发展。只是基金法的修改年底才能有结果，能否成立要看修订之后的情况。

　　--未来需要更多年轻人参与。

　　东方早报：有一些学者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在逐渐疏远，记忆也将最终消退。对此，你怎样看？

　　王选：应当讲，随着事件的推移，熟悉那一段历史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和时间赛跑要，要趁这些受害者的有生之年进行调查，把历史保留下来。

　　跟年轻人的交流很重要。如果这一代年轻人对这个问题没有感觉，那么历史就会到此为止，我们就会后继无人。我们有这种危机感，所以我们原告团的成员常常会去一些中小学给年轻人讲历史，目的就是挽留一段历史。

　　东方早报：在你与年轻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你的感觉如何呢？

　　王选：现在年轻人处于一个竞争的年代，生活压力也大，他们参与有具体的困难。这需要我们社会创造一个条件,使他们有可能参与进来。

　　再者，现在大学里真正懂得细菌战的人很少，没有基础，搞不起来。有了基金会之后，我们将考虑开培训班，培训一批科研人员，再让他们分散下去，深入各地搞调查。现在日本的学者这一块已经表示可以来讲学，我们正在筹划，准备在上海搞一个培训班，培养一批新的学者。

　　另外，让年轻人参与进来，有助于塑造他们的品德。现在年轻人的历史责任、社会责任感非常地淡。

　　一些民族的传统道德和社会的基本道德都在沦丧、流失。这与我们国家的应试教育有关。我们让年轻人参与进来，正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对日诉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需要一批富有理性的年轻人来继续我们的事业。只是，现在国内的年轻人还没有成长起来，需要进一步培养。

　　--我不是什么英雄

　　东方早报：在许多人眼中，你是一个英雄，是一面旗帜。对此，你怎样看待？你又将如何来继续发挥“旗帜”的作用？

　　王选：首先，我很感谢这些人对我的认可，但是，我绝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参与诉讼，因为我是受害者家属。做为一个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理念，也在实践着自己的理念。当然，我也有着一种深深的故乡情节，在促动我去做这件事。

　　有些人认为我有些沽名钓誉。其实，舆论和报道对我自身没有实际意义。这是一种误解，有些人没有认识到中国老百姓革命精神的伟大。实际上，不是我领着他们在打官司，而是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推着我向前走。他们身上的意志力量是最强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并深深为之感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只是因为自身的一些有利条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东方早报：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你的重点将放在哪儿呢？

　　王选：今后，我应该更多的做一些智能型的事情，不能像以前那样，让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过多的占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不能从洗碗、扫地，一直做到“总代表”。

　　现在技术性工作越来越强了，这需要一些新的知识，需要不断加强学习，要去研究，否则就没有判断力，更谈不上带着别人一起去奋斗。

　　东方早报：你觉得你所从事的事业会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吗？

　　王选：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边缘人”，我做的这个事情虽然有不少人在支持我，鼓励我，但在实际工作中我确实感到有些疲劳。这种因时间推移而造成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老化谁都无法避免。最近我意识到要过正常人的生活，否则就会与现实生活产生距离，与老百姓有差距。但真正一忙起来，又顾不了那么多。

　　可以说，我就像是一支蜡烛，能量耗尽了，生命也就到了尽头。

　　附：

　　王选，女，1952年8月6日生于上海。其父是义乌崇山人，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初参加过上海市高级法院工作。王选曾作为上海知青，下放回故乡崇山劳动，后在故乡父老乡亲的帮助下，考入杭州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义乌，在义乌中学从事英语教学8年。从1995年起，她就踏上了漫长而艰难取证、对日索赔之路。

　　王选心声：

　　·细菌战这个诉讼，应该整个社会来关心，来支持，来做。

　　·我想过正常生活，但细菌战官司远没结束

　　·日本必须赔偿，这是所有受害者的共同呼声

　　·我就像是一支蜡烛，能量耗尽了，生命也就到了尽头。

　　王选2002年8月27日，经过王选女士等中国人的不懈努力，中国人高度关注的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判决终于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东京地方法院在法律上认定了侵华日军曾在中国实施了细菌战的罪恶事实。但同时也对中国民间索赔的要求予以驳回。这一结果也再次证明了民间索赔工作还要有很长很难的路要走。

　　1994年浙江义乌崇山村村民正式向日本提出联合诉状，要求就细菌战提出赔偿。

　　1995年12月与崇山村村民组成调查委员会，并与人本的和平人士开始调查，并扩展到江西、湖南。

　　1996年12月与日本和平人士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会议中心报告细菌战调查，引起国际媒体关注。随后纽约时报开始采访报道。

　　1997年8月11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1998年2月16日一审第一次开庭

　　1998年———在细菌战受害地组织原告团纪念活动，以及《731部队图片展》巡展，并在国外巡展

　　1997年参加英国BBC记录片拍摄

　　1999年11月在北京召开首届细菌战全国研讨会

　　1999年与日本NGO一起策划举办国际市民论坛

　　1999年12月72名原告提起诉讼，与原先的案子合并，原告增至180人。

　　2000年谢尔顿·H·哈里斯博士的著作《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中文版面世了。

　　2001年3月邀请美国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和美加州人权协会副会长-Atty.Barry Fisher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讲。这是美国法学家在国内首次公布美国对日索赔情况

　　2002年8月27日一审判决，法庭认定二战中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认定国家责任，但驳回谢罪赔偿的诉讼请求。

　　2002年8月30日原告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上诉。

　　2002年5月20日二审一次开庭

　　9月30日二审三次开庭

　　2003年赴美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