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不是考核出来的”，这是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王东京教授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他认为，考核政绩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在市场经济时期，政绩应该由市场、社会、公民来检验（10月30日《南方周末》）。允许公众从自身的感受和所得到的实惠，来评价官员的能干与否和升迁与否，应该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是社会发展之福。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政绩观，并且不同的政绩观必然导致不同的领导行为。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在领导活动中，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以公仆的态度，以服务的精神，勤勤恳恳，扎实工作，重质量，求实效，这是一种政绩观。与此相反，还有一种政绩观，就是表现为掏家底，拼老本，杀鸡取卵，寅吃卯粮；或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这种“政绩”不仅劳民伤财，而且给当地长远发展带来了多少年难以弥补的损失。对于领导干部的真实评价，主要的不在其在位之时，而在其卸任离职之后，即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经得起群众的评判。树不起这样的政绩观，就难免出现短期行为，难免干出一些不讲“政德”的“政绩”。
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一些官员的政绩往往由上级领导说了算，甚至是主要领导说了算，这已经给社会带来了诸多不良的影响，比如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以及一些所谓的“开发区”工程等等都和官员的政绩密切相关，但是普通公众很少能有说话的机会。而作为官员，由于有追求升迁的“特性”和惯性，往往跟着升迁的指挥棒运转，什么能升迁，他就干什么，并不是什么能给百姓带来实惠而去干什么，这就造成许多官员为了升迁不顾实际，制造“政绩工程”，给国家财产带来极大损失，甚至有时候还要以下一代或者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少见，尤其以“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最为典型。
所以，把评价官员的权利还给老百姓，以“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来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标准，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而改变简单量化的经济指标和官员升迁紧密结合的做法，恐怕就成了现代政府的必然选择。把官员的升迁与老百姓的评价和感受紧密结合，就有可能降低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浪费，极大促进政府的廉政建设。 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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