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苇町
贪官迷信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把迷信作为敛财和索贿受贿的手段。这类贪官本身不迷信，这一点，丛福奎是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别人送钱他不要，他要人把钱作为善款捐给女大师，实际上他又通过“女大师”再把“善款”搞到自己手里，是在“洗钱”，迷信活动成为他索贿受贿的手段。类似例子还有，如有些地方的官员为什么热衷于建庙、修塔、给诸神塑金身，而且规格越来越高？表面上他们是要给百姓们带来好运，实际上是让大家掏出钱来，他好搞工程，然后从工程中拿回扣，或者工程队就是他的亲属。这种腐败工程，比那些跑计划、跑项目搞腐败更隐蔽一些。还有一些官员的父亲或母亲死了，大办丧事，请道士作道场，一作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从表面上他迷信是在为父母尽孝，实际上是开了一个收钱的地方，把办丧事当成敛财的手段。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人搞迷信的表面现象，应当看到他搞腐败的本质。
第二，用迷信制造假象。这类腐败分子把自己装扮成“善男信女”。因为真正的善男信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那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他们连蚂蚁都不肯踩死，绝不会作伤天害理之事。而装扮成善男信女的贪官们就戴了一副善男信女的面具，给人一种假象。让人相信这么虔诚信佛害怕因果报应的干部不会干伤天害理的事，不会从灾民的口中夺粮食，不会为了拿钱搞豆腐渣工程让防洪大堤决口。他们把迷信活动作为“烟幕弹”去敛财，利用这些“烟幕弹”保护自己。
第三，以迷信作为精神寄托。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不会去搞封建迷信活动，不会去搞腐败的。之所以搞迷信活动，是因为他对马列主义失去了信心，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不会去搞封建迷信活动，不会去搞腐败的。之所以搞迷信活动，是因为他对马列主义失去了信心，而一个人总得有精神信仰，有精神寄托，不信马列主义就要信别的东西，这时候他的信仰就转变成两个“拜”字，一个拜金主义，一个拜物教。求天拜神活动是掩盖在迷信形式下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迷信活动只是一种扭曲的表现形式，他把自己扭曲膨胀的个人欲望通过迷信活动表现出来。有些人给父母上坟，居然送小姐，说是送给父母，实际上是他本人的一种需要，他想要什么，追求什么，都在迷信活动中表现出来。
再者，腐败分子有很强的孤独感，他明白自己的腐败活动见不得天日，不能让别人知道，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他很难找到一个知心朋友诉说，包括那些表面上的伙伴、铁哥们，虽然他们是利益的共同体，共同算计国家，算计党和人民，但是互相之间还要算计。所以从本质上讲，他们是很孤独的，这些“隐私”无处诉说，无法从人间得到帮助或保护，那么他只能求助于迷信，希望天或神去保护他。同时他们还有很强的负罪感，腐败分子并非天生就是腐败者，有些干部过去也做过很多好事，但由于经不起诱惑，他向公家伸手以及接受黑钱并不是那么坦然，他心里有罪恶感。在搞腐败活动时他们有两个心理上的矛盾：“该和不该”，“敢和不敢”。该和不该，说明他是非观念没有完全泯灭，所以大多数腐败分子在腐败之后有负罪感，有了负罪感，他们就希望通过敬神、捐献来赎罪，他认为这样可以得到原谅，可以保持平安，在这种情况下，迷信活动就成了他们的精神麻醉剂，通过求天拜神来使自己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第四，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很多腐败分子越来越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行随时有可能被揭露，有些腐败分子是“一夕数惊”，本来被召集参加一个正常的会议，他却想到是不是要对他“两规”。马路上开来一辆警车，他也琢磨着是不是冲他来的。如何抚慰惶恐的心态，他们没有合适的解决途径，只好去求神拜神，寄希望于神灵的庇佑。
上述四点前两个是假信神，后两个是真信神。对这些迷信活动和腐败问题，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呢？首先，加强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干部的理想信念坚定与否应当成为我们选拔干部的一个考察标准，如果一个干部经常从事迷信活动，就说明他的思想防线有缺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党的干部。
其次，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和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监督机制，使腐败分子打消幻想，让他们不要心存侥幸，否则这种侥幸心理加上迷信活动的麻醉剂，他就会铤而走险。
最后，我们要认清迷信活动这一表面现象后面的真正原因，不能把所有的迷信活动都归于腐败。看待求天拜神，有不同的情况，要区别对待。不能把宗教活动当成迷信；更不能把迷信都当成腐败，哪些是可以教育和帮助的，哪些是借助迷信活动来敛财，搞腐败活动，对这样的人要深挖其背后的原因。
(注：黄苇町：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是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中国经济学专家，其著作《中国的隐形经济》、《惩腐备忘录》、《苏共亡党十年祭》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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