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近日刊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答该报记者问的长篇文章。贾春旺表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建议在宪法中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详见10月31日《南方都市报》）。

　　我国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出了规定，而在宪法中明确“尊重和保障人权”则变被动规定为主动强调，尤其是突出“尊重与保障人权”的主体为“国家”，就是将“尊重与保障人权”规定为国家的“宪法义务”，这对于促使国家与政府进一步尊重公民权利，促进公民人权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在将此规定写入宪法的同时，还有一些相关工作需要及时跟上。

　　如宪法司法化问题。宪法司法化，就是宪法可以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在具体司法实践当中，有时会遇到法律或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1990年，山东齐玉苓取得了报考统招及委培的资格，但其录取通知书被陈晓琪领走。陈晓琪以齐的名义到录取学校报到就读。1999年，齐将陈晓琪及相关单位告到了法院。2001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这一案件作出了司法解释：“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司法解释被称作“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宪法拥有至高无上地位，在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空白点及与宪法规定抵触情形下，理所当然地应当能够被援引进具体的审理与判决当中。具体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如果宪法对此作出明确规定，而又能直接援引入判，那将成为公民维权及制止国家机关侵犯人权的利器。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违宪审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法规与部门规章的内容与宪法规定是相抵触的。比如一些城市的“拆迁条例”“合法”地授予行政机关以强制性拆迁权力。这就与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及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相冲突。如果宪法对公民权利作了规定，但这些规定中的一部分如被一些地方与部门立法架空，那宪法规定之人权就依然会如水中之月，而解决此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建立宪法审查机制，废止那些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下位法。宪法审查实际就是建立一种监督机制，防止宪法规定之人权难以真正实现。

　　对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来说，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就更有针对性与必要性，它的入宪，国家机关再出现反“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做法就是违宪。明确这一点及建立相关审查机制，就能更有力约束国家机关行为，促进公民人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