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军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逻辑教学与研究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初步改变了与国际逻辑学发展前沿长期脱节的状况。然而，相比较而言，逻辑学教学与研究在我国依然处于“冷僻”状态。我认为，我国学界对逻辑学的方法论价值认识不深、把握不够，是导致这种局面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逻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极为重视逻辑学的方法论功能。《工具论》中的《分析前篇》是演绎逻辑学诞生的标志，而《分析后篇》则是第一个系统探讨逻辑学方法论价值的文本。归纳逻辑之父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更是直接适应近代经验自然科学创生时期的方法论需求而产生的。莱布尼茨之所以被公认为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主要不是由于他对逻辑学内容本身有多大贡献，而是由于他指明了变革演绎科学方法、建构形式化“思维演算”系统的前进方向。现代逻辑的真正奠基人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中建构的“两个演算”系统，其主要动因是为数学大厦奠定牢固的逻辑基础，但他也没有忽视其方法论价值。

　　现代逻辑的应用不仅改变了哲学研究的面貌，也改变了许多学科乃至现代科学整体发展的风貌。20世纪前半期语言学中乔姆斯基生成转换语法，心理学中皮亚杰的认识发生学，乃至导致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冯·诺意曼型计算机的诞生等，都是直接运用现代逻辑最新成果的产物。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先导的当代系统科学的出现，也与现代逻辑发展中提供的新工具密切相关。到20世纪后期，现代逻辑应用更形成遍地开花的局面，其理论与方法不同程度地透渗到几乎所有学科领域之中；同时各个学科的发展特别是信息与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又为逻辑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亟待探索的新问题和新视域。显而易见，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互动画面，关于逻辑应用的方法论研究，必将是一个更加兴旺、大有作为的领域。

　　我国当前的逻辑研究、教学乃至普及工作，都应在方法论维度上大力加强。首先要重视的是演绎科学方法论维度。20世纪逻辑学的重大发展首推演绎逻辑的长足进步，形式系统方法的广泛使用和元逻辑研究的充分开展，使演绎科学方法的功能及其固有局限都得到了彻底性的澄清。运用形式系统方法，现代逻辑学可以严格地区分一个理论系统的语形、语义和语用，并严格地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才能获得像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塔尔斯基形式语言真理理论、可能世界语义学乃至新近出现的情境语义学这样的重大理论成就，才使得一系列非经典演绎逻辑的系统建构和广泛应用成为可能。归纳－经验科学方法论维度是我们应着力加强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在此维度上应继续深化经验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信息－智能科学方法论研究，特别应注意把握那些试图刻画演绎与归纳互动机制的新型非标准系统的方法论功能。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讨。近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乃至人文科学方法论被西方学界纳入科学逻辑的研究视野，有力地推动了行动逻辑、博弈与决策逻辑以及多种扩充与变异型道义逻辑等新颖的逻辑分支的产生和发展，在此方向上开展研究对于拓展逻辑学的生存空间有着特别的意义。开掘逻辑学的方法论功能的第三个重要维度，是加强现代逻辑成果在日常思维和语言表达之中的应用方法与途径的研究。“尊重论证”的理性精神是“赛先生”与“德先生”的共有特征，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这个方向上的研究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其独特作用。

　　辩证逻辑或辩证思维方法论研究也是开掘逻辑的方法论价值的一个特殊维度。实际上，随着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为科学理论永恒发展的辩证法原理提供了严格的逻辑证明，那种认为形式逻辑具有“反辩证”性质的观点已不攻自破。哥德尔定理的证明也明显地昭示出辩证思维方法对于现代逻辑及相关学科发展所可能具有的重要功能。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逻辑学界在国内科学逻辑研究起步之初，即提出了在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探索对立互补机理的研究纲领，并取得了一些恰与国际学界发展趋势相合拍的重要成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既立足于逻辑学的现代发展，又能掌握辩证思维方法论的基本理论。置身于跨学科研究的时代，我们不应再缠绕于“辩证逻辑是不是逻辑”之类基于不同的逻辑观的定义之争，而应努力探索在形式逻辑获得巨大发展之后，如何建构当代形态的辩证逻辑或辩证思维方法论。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