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吴桥杂技艺术节，国内外杂技精英就会汇聚石家庄，他们的到来不仅为我们带来杂技艺术，同时也使石家庄这座现代化都市熠熠生辉。十几年来，吴桥杂技艺术节吸引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杂技精英汇聚于此，前来参加比赛和演出，世界各大杂技赛场的负责人、各杂技强国的著名杂技团体和国际杂技名流，来这里交流、观摩、指导。这种世界级的对话，更给吴桥杂技艺术节带来了世界性影响。2001年的第八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就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除国内媒体外，蒙古、俄罗斯等国也派记者对杂技节进行了报道。而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出资6万美元购买了对欧洲的转播权，使得吴桥杂技艺术节打入了欧洲主流媒体。

　　吴桥杂技艺术节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与蒙特卡洛和法国‘明日与未来’马戏节鼎足而立的东方国际大赛场”。“CHINA　吴桥”已经成为我们杂技节的代名词，名播海内外。河北与石家庄的名字也随着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影响而飘向五洲四海。第八届评委会主席边发吉说，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知名文化品牌。

　　在当今世界，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已在许多国家蓬勃兴起，甚至在有的国家成为支柱产业。文化活动如果成为产业，不仅有利于文化事业的繁荣，也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我们创办吴桥杂技艺术节的初衷是：发展繁荣杂技事业，以文会友，扩大河北的知名度。16年过去了，我们最初的目的已经达到。然而，如果我们以发展文化产业的标准要求杂技节，许多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据了解，每届吴桥杂技艺术节需投入1000多万元，而广告收入和门票收入才300来万元，这就意味着700多万元要靠财政来补，收支有很大的缺口。当越来越多的节庆因财政难以支撑而偃旗息鼓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作为文化名牌的吴桥杂技艺术节应该怎样办？我们的办节方式是不是也该与时俱进？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着‘官办’的模式，难以走入市场，问题出在我们的观念上，我们一直没有把它当作一项产业来经营。在海外，艺术节本身就是一项大产业，节会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城市消费，带动就业人口，辐射周边旅游，已经成为都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杂技节办公室主任周良田说。

　　我们可参考一下其它地方的“艺术节”。国外的格莱美音乐节，全球175个国家、约200个城市电视转播，20亿观众收看，仅电视转播收入就达32亿美元；慕尼黑啤酒节，综合收益每届约10亿欧元；荷兰海牙北海爵士音乐节，靠门票收入养节还有颇多盈余。

　　国内的北京国际音乐节。1999年，声势浩大的第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荟萃了上千名中外艺术家，共有近40场高水平的音乐演出，但却没用政府一分钱，而是完全靠音乐节组委会按国际惯例自筹资金。广西的南宁民歌艺术节。民歌艺术节办节初期，也是面临着巨额投资如何筹集的问题，他们探索市场运作模式，通过有价票证的使用、出售冠名权、赞助回赠、广告等方式，实现资金筹措多元化。2002年的民歌节，他们按照政府办节、公司经营、社会参与的新思路，取得较好市场效果。

　　业内人士指出，按市场规律，节庆活动一般举办八、九届后才会实现收支平衡，而南宁民歌艺术节仅仅经过四年的发展，就在市场里解决了经费问题，实现办节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既成了知名文化品牌，又成了产业名牌。长沙金鹰节、大连服装节、上海国际艺术节等等，国内诸多的节庆活动越来越重视市场的作用。

　　石家庄市社科院研究员梁勇说：吴桥杂技艺术节已成功地举办了八届，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备了相应的文化、经济拉动作用和品牌效应，已经走过了政府造势、培植节庆文化载体的阶段，杂技节要从政府主办转向政府主导、产业经营、市场运作的新阶段，将其打造成一个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河北产业名牌。如今，我们节庆活动的理念和机制都要与时俱进。杂技节不仅要有一个主题理念，还应该完善理念系统，在经营理念上，应该成为一个产业项目，不仅是一个文化名牌，也应该是一个产业品牌；在机制上，应通过产业经营挣大钱、扬大名，培植起一系列相关产业，形成节庆经济的产业链，促进我们的杂技节健康地向产业化发展。本报记者　高志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