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秀平

　　编者按：律师朱占平分别两次提出"枪下留人"。后来，他又代表受害者"谅解"了一名"恶少"。此番"枪下留人"引发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如此说来，有钱人杀人就可以不偿命；另一种观点认为，惩罚犯罪的同时抚慰受害者同样重要。

　　朱占平认为，触犯刑律的行为一定要惩处，犯罪者一定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这个代价不一定是生命。

　　对此，也许会有不同的评价声音，但是，在刑事司法领域，一些观念的变化和制度的落实，就这样渐渐改变着什么。 这一切，无不闪现出理性和人性化的光辉。

　　新闻背景：三个突发事件中，三个人过失或故意致人死亡。这三个人都是和朱占平的两个儿子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为了这3条年轻的生命，律师朱占平调动所有情感和才思，先后两次提出"枪下留人"。这三个不同的故事，注定是他作为律师的生命乐章中抹不掉的音符。

　　朱占平的老家在陕北延安的子洲县。董伟一事（见附录）发生前，他曾经为家乡一个已经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年轻人辩护，创造了第一次"枪下留人"的奇迹。从此，在子洲县，"朱占平"三个字让黄土地上的乡亲们听起来如雷贯耳。董伟一审被判处死刑后，他的父亲跋涉到西安，慕名找到了朱占平。于是，震惊世界的"枪下留人"故事发生了！

　　虽然董伟一案惊动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但朱占平最终还是没有留住这个年仅26岁的"死囚"的生命。

　　在接受《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采访时，朱占平依旧为董伟唏嘘。董伟之死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也许为了抹平这份刻骨之痛，第三个"枪下留人"的故事发生了，不过，这一次，他是代死于非命的受害者的亲人向一个"恶少"讨公道-- "枪下留董伟"一事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后，朱占平名声大振。找他鸣冤求助的人难以计数。2003年1月，一个名叫杜飞的女孩几经周折，打通了朱占平的电话。第三个"枪下留人"的故事发生了……

　　"让开，不然轧死你！"一个开车的"恶少"冲一个小贩狂吼。瞬间，一幕人间惨剧发生了，一个生龙活虎的中年人倒在了"恶少"的车轮下。

　　这个中年人名叫杜福（化名），是一个四口之家的顶梁柱。

　　他被残忍地碾在车轮下后，目睹了惨剧发生的儿子的精神支柱坍塌，他的妻子病倒在床。死者惟一的女儿、24岁的杜飞"站"了出来。在朱占平的无偿援助下，这位坚强的女孩在为屈死的父亲讨还公道的同时，宽恕了那名"恶少"。

　　凌晨，小贩被碾在车轮下

　　2002年11月30日凌晨两点多钟，广州增城市一家夜总会的门前，一个名叫杜福的小商贩疲惫地守着一辆活动小货车，叫卖一种真空包装的鸭脖子。这时，一个开着一辆客货两用车来附近一家大排档吃饭的年轻人要离开，他在倒车时挂坏了老杜家的小货车。眼睁睁看着一家人的"命根子"被撞坏，老杜非常心疼，他急忙伸手拦下肇事车，要那个年轻人下来承担责任。

　　谁知，年轻人停车后并未理会老杜，而是坐在车里打起了电话。几分钟后，几个年轻人来到事发现场，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一起拥上来，野蛮地把老杜的活动货车砸成一堆碎片并对老杜一顿暴打。

　　当夜，老杜的儿子杜宇和父亲一起出摊，目睹了爸爸被打、货车被砸的全过程。他当即记下肇事者的车牌号，跑到附近一家商店报警。杜宇报警的时候，几个行凶者纷纷逃散。坐在车里的年轻人也想驾车逃跑，但被伤痕累累的老杜挡住了去路。那个人跑不掉，边倒车边冲拦住去路的老杜咆哮："让开，不然我轧死你！"老杜不为所动。突然，那个人一踩油门，冲残破的活动货车上轧过去，又残忍地从老杜的身上轧过去，加大油门跑了！

　　亲眼看着爸爸倒在车轮下，杜宇无比震惊，他发疯似的跑过去，抱着倒在血泊中的爸爸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稍顷，又急忙拨通了姐姐杜飞的电话。

　　惨祸发生时，杜飞正在广州市区。接到弟弟的电话后，她连忙拦了一辆出租车急急忙忙往增城赶。坐在风驰电掣的出租车上，杜飞怎么也想不出一向教育她和弟弟"不要招惹别人"的爸爸"惹"了什么人竟招来如此横祸。

　　老杜一家都是本本分分的穷苦人。几年前，家住黑龙江省绥化市的杜福夫妇双双下岗了，在家乡苦苦支撑了一段，一家4口的生活状况没有丝毫改善。一个偶然的机会，52岁的老杜听说"广东那边的钱好挣"，动了到南边闯闯的念头。

　　2002年春节一过，老杜和妻子就带着儿子杜宇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到了广州市郊区的增城市后，一家3口租下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平房，搭起了上下两层床位，落下了脚。

　　广州人很注重夜生活，他们落脚的增城市那个小镇夜总会林立。到这里不久，老杜一家也开始了自己的"夜生活"--在夜总会附近卖起了一种名叫"炒冰"的冷饮。在这个大排档林立的小镇找到立锥之地后，老杜一家很辛苦，但很知足。两个月后，杜飞和男朋友也双双来到了他们身边。

　　转眼到了冬天，老杜一家的"炒冰"生意因为天气的影响越来越冷淡。老杜夫妇一合计，拿出全部积蓄，买下一辆活动小货车，开始卖一种真空包装的鸭脖子。自2002年11月20日起，憨厚的老杜一家每天都把摊子摆到夜总会灯火阑珊时的凌晨三四点钟。谁知，倾注一家全部心血的新生意刚刚做了11天，一场塌天大祸降临到了这个穷苦人家。

　　惨案发生40分钟后，杜飞赶到了爸爸被救治的那家医院。她发疯似地冲到了急救中的爸爸面前。

　　那是多么揪心的一幕呀！早晨还生龙活虎的爸爸气息奄奄，他的衣服上沾满血迹，罩着氧气罩的面部，嘴、鼻子、耳朵里都在不停地往外冒血，其状惨不忍睹。 杜飞来到他身边也就几分钟工夫，心脏监测仪上的波纹拉成一条直线！

　　生龙活虎的老杜顷刻间被一场飞来横祸夺去生命，家里的支柱轰然倒塌。他的亲人们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妻子哭得昏死过去，儿子瘫倒在地，女儿杜飞凄惨地哭喊"爸爸"的声音，令闻者无不潸然泪下。

　　惨案发生后，杜飞一直惶惶惑惑的，觉得眼前的一切就像一场噩梦。她不敢相信，一家人的生活刚刚有了一点起色，顷刻间竟坠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异地他乡，孝女苦寻申冤路

　　老杜出事时，杜飞24岁。从前，家里的风雨都是老杜遮挡。老杜走后，杜飞觉得自己作为长女应该支撑起爸爸撇下的家。

　　老杜出事的第二天，当地公安机关做过伤情鉴定，尸体就被存放进殡仪馆。但直到此时，杜飞还不知道夺去爸爸生命的凶手是谁！她跑到公安机关，办案民警告诉她，由于杜宇报案时提供了肇事车的车牌号，两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落入法网。此外，她只了解到肇事者是"当地人"这一点点线索。

　　杜家所在的增城市那个小镇，做小本生意的几乎都是外地人。老杜一家遭遇塌天大祸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一听说肇事者是当地人，有人劝他们把死者火化了，赶快离开。有个好心人惊恐地劝他们："快跑吧，人家要是'黑社会'的，杀你们娘儿三个也很容易呀！"

　　邻居们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这个小镇上的务工经商者来自全国各地，经常有人受当地人欺负。受伤害之后，有的外地人因没钱打官司走了，有的是花钱请了律师却打不赢官司。

　　杜飞决心把爸爸的后事处理好。可杜家一贫如洗，连丧葬费都拿不出来。加上她只有初中文化，在广州人生地不熟，要处理好这么大的事情谈何容易。

　　人们对这个可怜的姑娘深表同情，有人给她出点子说找个律师。

　　杜飞认为言之有理，开始四处联系律师。可接连找了五六个律师，他们的口径都很统一，"这样的案子得交五六万元代理费"，一个条件最"优惠"的，也要先交1万元"活动费"。

　　到哪里去拿这1万块钱呀！背着母亲和弟弟，杜飞哭得很伤心，但这个倔强的姑娘不相信，天下所有律师全都被金钱蒙上了双眼。

　　那些天，杜飞一心想着请律师这件事。一天，她的脑海里猛然间蹦出了"枪下留人"这四个字。原来，她的一个朋友在小镇上开了个报亭，她突然想起，几个月前，自己在她卖的报纸上，看到一个律师为了挽救一个即将被枪毙的年轻人的生命，跑到最高人民法院请求"枪下留人"的故事。她只记得那篇报道篇幅很大，但那位好律师姓甚名谁，是哪里人一无所知，她更不知道，即使找到他，他能不能帮助自己。

　　她来到朋友的报亭，说要找那张报纸。朋友一听，把所有没有卖出去的报纸都搬出来，让她寻找。在堆积如山的报纸堆里，她一张张地翻阅。找呀找，好大一会儿，她终于看到了那张曾经看过的报纸。在这张"救命的报纸"上，赫然写着"枪下留人"4个大字。

　　"苍天有眼呀！"杜飞情不自禁地说。她仔细地读了报纸，牢牢地记下了"陕西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占平"这一行字。

　　她直奔公用电话亭，开始往朱占平律师所在的西安市拨打电话。好容易找到了嘉瑞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却很难打进去，有几次好不容易才打进去，朱律师却不在。后来，她才知道，朱占平原本就很忙，"枪下留人"事件报道后，找他的人很多，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因此常常占线。那几天，杜飞整天守在电话机旁，拨打朱律师的电话，终于和他取得了联系。她把事情经过告诉朱律师后，又说："我也听不懂广东话，加上我们是外地人，往公安局跑了多少趟，人家都说案子在'侦查阶段'，我爸爸摆在那里这么多天了，我们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话没说完，早已泣不成声。

　　如此惨痛的事情，电话那头的朱律师听得一阵唏嘘。

　　"大庭广众之下呀！害死我爸的人要是逍遥法外，这样的事情就还会发生。"杜飞又说。

　　朱占平像是说给杜飞也像自言自语："没想到外地人在那里，这么受欺负。"他告诉杜飞"先得弄清凶手是谁"，并安慰她："法律会保护你们的。"

　　后来，杜飞又几次打电话向朱律师求教。2003年1月11日，杜飞一家做梦也没有想到，朱占平专门为他们一家的事情来到了广州。

　　见到和自己无辜死亡的父亲年龄相仿的朱律师的刹那，杜飞感觉"找到了精神支柱"。

　　朱律师在一个普通的小旅馆住下后，马上开始"确定凶手是谁"。在当地派出所，他得知，因案情重大，案件已转到了公安分局。来到公安分局，朱律师出现在民警面前时，对方一眼就认出了他是"枪下留人的律师"。得知他远道而来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他们深受感动，为他提供了肇事者的姓名和家庭住址。

　　杜飞这才知道，轧死父亲的凶手叫林某，20出头，和开工厂的父母住在当地一个村庄。

　　接下来，朱占平决定和林某的父母谈判，先处理死者的后事。第二天一早，他和杜飞就上路了。肇事者所在的村子特别大，他们只知道林家经营一家服装企业，可仅服装厂，这个村子里就多达四五百家。他们边走边打听，一直走到下午2点多钟，才找到林家。

　　一进院门，朱占平就惊呆了。这个有座三层楼的院落，既是林家的住宅又是工厂，二楼和三楼是加工部，林某的父母正在一楼的办公室通过电视屏幕监控着正在楼上干活的工人。林家的气派和杜家的寒酸，对比太强烈了！

　　"你们的儿子做了什么事，你们知道吗？"朱占平单刀直入。说着，他把杜飞拉到他们面前："你们的儿子轧死了这个姑娘的父亲！"

　　突然，那位母亲"咚"地一声跪在杜飞面前，哭着求她谅解："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个坏人，你原谅他吧……"杜飞的泪水喷涌而出，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朱律师向林某的父亲描述了杜飞一家的惨状后，禁不住感叹："这么可怜的一家人呀！"他告诉对方，按照法律规定，丧葬费早晚得由你们出，现在虽然没有进入诉讼程序，但及早把死者安葬对谁都有好处。

　　肇事者的兄长也在场，他不耐烦地插话："你们不要纠缠了，一切都通过法律来处理！"

　　这次谈判的结果是，对方答应先给付1.5万元丧葬费。在公安机关的见证下，杜飞拿到那笔钱，得以把爸爸的尸体火化。

　　之后，朱律师准备回西安。告别的时候，他告诉杜飞："开庭的时候，我一定会来出庭。"

　　无偿援助，赢得"女儿"归

　　处理完爸爸的后事后，杜飞在朋友的帮助下，于2003年春节前夕，把家搬到了离增城市100多公里远的地方。转眼，春节来临，在他人的欢声笑语里，杜家的孤儿寡母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凄凉的春节。

　　这期间，杜飞不断向公安局催问结果。春节过后不久，办案人员告诉她案子已经移送到了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因为有两个目击者证实听见林某冲老杜说了"让开，不然我轧死你"这句话。杜飞觉得对方涉嫌故意杀人，正常情况下应该偿命！

　　但在4月初的一天，广州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却告诉她，案子转到增城市检察院办理了。杜飞一下子懵了，她虽然不懂多少法律，但认准一点，案子从大地方转到小地方，肯定是大事化小。她跑到广州市检察院问原因，检察官告诉她："这是办案组的决定。"

　　有朋友分析："说不定对方有什么背景，不然，案子办到中途怎么会挪了地方呢？" 杜飞万分焦急，赶忙拨通了朱占平的电话。

　　朱占平也非常震惊。杜飞打电话的第三天，他再次来到广州。此时，非典正在广州肆意蔓延，人们纷纷逃离此地，广州几乎成了一座没有外来者的"空城"。

　　朱占平到广州后，先到市检察院做调查。他隐约觉得这和对方请了律师，从中"斡旋"有关。他决定会会那个律师。

　　第二天一大早，朱占平就要起程前往增城。杜飞一家在增城的时候，三天两头有人打架，一段时间就会有一起杀人案。增城的乱，很让杜飞担心。她要一起去，朱占平不让："你放心，我是干这行的，对你们有利的事，我一定做好。"

　　见她还是一副惊恐的模样，朱律师对她说："不怕！"听到这两个字时，杜飞突然觉得眼前的朱律师就像已过世的爸爸。

　　那天，朱占平和当地一家报社随行采访的记者一起到了增城。一见对方律师，他就不客气地说："不要认为你们有能量把案子退到下面，就没事了；案子能退下去，就能重新提上来。"

　　他和对方谈到了赔偿问题，并提出20万元赔偿额："人的生命是无价的，这个数并不高，我们没有漫天要价！"但对方一口咬定只赔10万。朱律师从人性和感情入手"动之以情"，对方"只谈法律"。艰苦的谈判无果而终时，他留下一句话："法庭上见。"

　　那天下午5点多钟，朱律师才从增城回来。这时，杜飞悬着的心才落到实处。

　　对朱律师不顾非典的危险来广州帮助自己，杜飞非常感动。在去吃晚饭的路上，得知朱律师明天要走，杜飞坚持要给他买张回西安的机票。朱占平说什么也不让，杜飞说服不了他，急得"咚"地一声跪在了朱律师面前。朱律师的心为之猛然一震，一边去扶眼前这个和自己的儿子年龄差不多的女孩，一边"轻描淡写"地说："还没姑娘在我面前跪过呢！"

　　把杜飞拉起来后，他们边说话边往饭馆走。饭桌上，杜飞从黑龙江赶来处理后事的姨夫等亲戚也在场。在大家边吃边寒暄的间歇，杜飞突然说："我没有爸爸了，以后有了事情，和谁商量呢？"朱律师连忙安慰她："你有事情就给我打电话。"杜飞望着朱律师，怔了两三秒钟后，猛然跪倒在朱占平面前，喊了一声："爸爸--"望着眼前泪流满面的女孩，朱占平叫了一声"飞飞"，一把把杜飞搂在怀里，刹那间也泪流满面了。在场的人被这一幕深深感动，一个个全都泣不成声。

　　过了一会儿，杜飞喜极而泣："我今天又有爸了！"

　　杜飞去机场送她已经认做"爸爸"的朱占平律师回西安的时候，朱律师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对方律师打来的，也许是"谈判"结束后，送朱律师出门的时候看到他上了随行记者的采访车，怕事情被曝光，态度转"暖"了。朱律师给他留下一句话："我回西安后，咱们接着谈。"

　　朱律师一回到西安，对方律师就一次次和他联系，双方通过电话谈判。

　　2003年5月初，林某撞死杜福一案即将开庭，增城市法院通知朱占平参加开庭。此时，由于利用五一假期做了胆结石手术，他正躺在医院里。怎么办呢？

　　他觉得面前只有两条路：如果民事赔偿能在庭前达成协议，就不参加开庭了；如果达不成协议，就向法院申请延期审理此案。他把自己的想法转达给法官后，对方律师马上就给他打来了电话。他就躺在病床上通过电话和对方谈判。在离开庭还有一天多时间的11日晚，双方在赔偿数额上达成了共识。

　　杜飞得知情况后，于5月12日按朱律师的吩咐来到法院。她把朱律师的话转告给了法官："我们把惩罚林某的权力完整地交给法院。"

　　得到法官"依法办案"的郑重承诺后，杜飞在调解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拿到赔偿回家的路上，杜飞给朱占平发来短信：爸爸，您好！现在在回家的路上，晚一点打电话给您！请放心。

　　5月13日，法院开庭审理林某故意杀人一案，杜飞一家没有出庭。

　　在接受《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采访时，杜飞说："我虽然不幸地遇到了这么大的事，但我幸运地遇到了天下最好的人朱占平。"

　　是否放纵犯罪

　　处理刑事犯罪问题，包括"及时将罪犯绳之以法"和"有效抚慰被害人"两方面，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社会舆论偏重于"惩处犯罪"等种种原因，受害者往往得不到"有效抚慰"。在林某一案中，朱占平律师建议杜飞选择了在法院开庭审判林某之前和他达成民事赔偿调解协议。

　　朱占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对林某这样的恶行法律一定要惩处，林某一定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这个代价不一定是生命！

　　朱占平说的代价包括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由于林某这方在处理死者的后事和赔偿方面较为积极主动，作为受害者的杜家不再要求一定要判处林某死刑。

　　针对此案的处理方式，本刊记者采访了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兰亭博士。他说："这种事先解决的方式非常好，一方面，能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司法机关通过肇事一方是否积极赔偿，也可以看出悔罪态度，在量刑时做参考。"

　　他说这种民事赔偿调解，"既可以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进行调解，也可以在法院主持下调解"。

　　有人认为，这样做有"放纵犯罪"的成分。针对这一观点，许博士说："受害者事先得到赔偿，并不等于放弃了要求严惩肇事者的权利。在刑事案件开庭的时候，受害者一样可以出庭，要求严惩肇事者。"

　　附录：朱占平介绍董伟案

　　在北京大学一次死刑问题研讨会上，按照讲座的要求，朱占平作了如下案情介绍--

　　时间：2001年5月1日晚至5月2日凌晨。

　　地点：延安市电影院舞厅入口处及舞厅外约20米处的磁卡电话亭附近。

　　被告人董伟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及女朋友的女同事去舞厅跳舞，在入口处遇到了死者宋阳。宋说董带着两个女的，要求董把"高个子"的让出来，让他"睡一夜"，董回答："你们家也有，回去睡去"，宋即抽出皮带，抽了董几皮带，被舞厅的工作人员拉开。据董伟说，他给拉架的人散了一圈香烟，表示感谢，同时给了宋一盒烟，让他"留点面子"。但这一情节未落实。此后，宋阳先离开了舞厅。几分钟后，董说，他去舞厅外约20米处的磁卡电话亭打电话，被宋及宋叫来的朋友搂腰、揪头发，进行殴打，董在一条腿已经跪地的情况下，摸到一块地砖，对宋头部打了两下，宋倒地，董即从附近的小巷跑掉。宋经两个朋友送近医院抢救，7日后死亡。

　　宋的两个朋友，一个叫高某，一个叫刘某，第二天谈话时，警察发现刘的眼睛上有伤，刘说是跳舞时碰的，警方轻信了这一说法，未做深入调查。

　　两人在第二现场如何走到一起，如何再次厮打，只有董伟供述，再无任何证据。 认定董伟故意杀人的证据只有一份，那就是证人靳某的证言，他证明他和一个叫李某的人到达现场的时候，看见董用砖头对宋的头部"一直在砸"。这份证言里的其他四五个情节法院都没有采信，惟独采信了"一直在砸"这四个字，并据此判处了董伟死刑。

　　朱占平的"枪下留人"情结

　　"我是一个死刑废除论者。"朱占平说。他承认"放纵"林某与董伟之死有关。 董伟被判处死刑之后，朱占平才听他的亲属说，当初，审理此案的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下达之前，在法院的主持下，董伟的家人和死者家人达成一份赔偿协议，但是，由于在协议规定的一周之内还有两万多元没有着落，法院下达了死刑判决。

　　这件事令朱占平久久难以释怀。后来，他和一个民营企业家说起这件事时，那位企业家也扼腕叹息："我怎么早不知道呢？"

　　朱占平身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员，董伟之死让他久久陷入了对死刑问题的思考。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不久前，大儿子前往德国留学，受父亲之命，专门研究国外的死刑问题。朱占平告诉《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他们父子经常通过网络交流，他们要搞清楚"一个国家，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废除死刑制度"。

　　2003年7月10日，朱占平律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我对死刑的思考，对死刑研究，主要是死刑的法律救济途径，再就是'叫停'后进入哪个程序，一审、二审还是再审。"

　　他介绍说，我国法律规定立功、怀孕等四种情况可以停止执行死刑。但是，有关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谁发现、谁叫停都没有明确规定。通过董伟案，他知道只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有权。这让他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接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幸运儿能有几个？"

　　"应拓展救济途径，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有权叫停，同级检察长和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有权的话，途径就拓宽了，判处死刑的冲动就压下去了，'叫你死你就得死'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他说。

　　2002年11月7日，"枪下留人"的"创造者"朱占平律师来到了由北京大学刑事法理论研究所举办的题为"中国死刑检讨--从'枪下留人'到'法下留人'"的研讨会。

　　下面的文字节录自朱占平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讲座的讲话--

　　慎用死刑体现的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标志。今天我们漠视别人的生命，明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后代的生命就会受到别人的漠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尊重别人的生命，实质上是在尊重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必须确立这样一种制度，来保障对死刑制度的审慎使用。

　　通过董伟案，我想有这样两个问题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1. 亟待建立和完善死刑案件的法律救济制度。

　　我国现行法律已经有了对死刑案件法律救济的规定，但，如何具体实施，缺乏相应规定。据介绍，在美国，死刑执行场所专门设立两条绿色通道，保障通讯畅通无阻。州长、法官、检察官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均有权在死刑执行前一秒钟叫停，中止执行。那么我们国家谁有这样的权利呢？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从董伟案我们得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有这样的权力。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叫停的案例，但是，由于法律规定叫停以后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所以很少有人启动这一程序。

　　现在的问题是，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寻求法律救济毕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如果给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也都赋予这样的权力，情况就会大有改观；如果可行，那么同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否也可以拥有这样的权力呢？我认为这是值得研究和考虑的。总之，只有拓宽死刑案件的法律救济通道，才能够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也才能够使审判机关对死刑案件做到慎之又慎。

　　2. 中止执行的死刑案件应该进入什么程序

　　是进入一审程序，还是二审程序，或者再审程序呢？我个人倾向于进入二审程序，但这绝不是说让原来的二审法院甚至原班人马进行审理，如果这样，那无异于一场法律游戏。实践证明，这样的审查一般审不出什么问题，即使发现了问题，有的人也会硬着头皮维持原判。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错案追究制度，这就使得他们在他人生命和自身利益的天平上选择后者。

　　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这样的案件显然不够现实--至少目前尚不具备条件，但是同级法院异地交叉审理，我认为是可行的。这种不固定的随机交叉审理，不仅有助于案件公正，而且可以有效地杜绝可能出现的司法腐败。

　　有人认为这样做将提高司法成本，财力上难以承受。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只不过是漠视生命的一个借口。首先，拿有价的成本和无价的生命进行衡量，其公式本身就值得怀疑；其次，所谓的成本并非不能解决。我们可以设想收取一定的法律救济费，作为进行案件重新审理的费用，如果案件经重新审理依然维持原判，那么收取的费用不予退还，以为缠讼者戒；如果经重新审理再行改判，那么所收取的费用应当退还。这是因为如果出现错案，国家应该赔偿的金额则远不止此。（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