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乔新生

　　当商人们对自己的上层背景津津乐道时，我们可能忘记了，正是庞大而又不透明的行政体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又一个保护伞。

　　说起湖南商人刘波，可能有许多人不知道，但说起传世藏书，文化人没有不知晓的。正是传世藏书这件文化出版界的盛事，成就了刘波；而刘波也因为在出版领域采用了新的融资销售方式而一度成为商界的翘楚。

　　传世藏书属于整理国故，它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十六开本缎面精装一百二十三册；由"传世藏书工作委员会"编辑，总编辑为著名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教授。刘波在出版发行这套鸿篇巨制时，创造性地采用了出版界不曾有过的融资销售方式，将代售费转给了建设银行，由订书者到建行交款，并由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作担保。《传世藏书》每套码洋为6.8万，已发行5000套。

　　1999年12月，海南诚成企业集团以1600套剩余的《传世藏书》评估作价6528万与"诚成文化"的870万资产进行置换，使"诚成文化"凭空生出5000多万的账面利润。在调整后的1999年度报告和2000年度中期报告中，说明2000年度上市公司已售出《传世藏书》1090套，实现销售收入3935万元。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诚成集团海南公司在1992年以《传世藏书》编纂、发行之名，向海南建行贷款3000万，近十年的本息相加，接近6000万；后又向北京建行海淀支行两次贷款2000万元，只还300万本息；在1992年，刘波以海南一家"虚壳"药厂的名义，在海南中行拿到3000万美金的贷款。此外，刘波在武汉、海南从事房地产开发时，还从建行、中行拿到贷款上亿元。

　　2003年6月初，诚成文化接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光大银行武汉分行汉口支行申请对被申请人武汉市天鹏商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和诚成文化采取诉前财产保权，冻结查封被申请人财产价值2070万元，在随后浮出水面的数额过亿的担保事项中，被担保方未提供反担保的"不在少数"，而且其中部分担保将在下半年陆续到期，如果被担保方不能按期偿还贷款，偿债的义务很可能就要由刘波掌握的诚成文化公司的下家--"奥园发展"来承担（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9月17日）。至此，诚成神话落幕。

　　中国商人的发迹史

　　刘波先生的发迹史虽然独特，但并未脱离中国商人的一般发迹规律：八十年代搞承包、九十年代弄上市、本世纪玩重组。凡是在中国能够数得上的商人，大体上都走过了这样一条路线。刘波先生虽然以出版界为发家的起点，但也无外乎通过承包传世藏书的发行权而赚取了第一桶金。如果说与其他商人有何不同的话，那么，刘波先生的最大不同就在于通过融资销售和向知名人士赠书的方式，短时间内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只要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打开金融机构的大门易如反掌，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还普遍存留着中国金融业的古风，重人不重物，只要名人一句话，多少贷款都可以出手。刘波先生充分地利用了传世藏书给自己带来的知名度，短时期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上市公司，完成了从书商向儒商的转变。当刘波先生掌控了上市公司之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资本重组活动就开始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重组过程中，刘波先生抽身而退，留下的是股权复杂的上市公司和负债累累的债权银行。

　　刘波先生的发迹史，是中国当代商人的缩影。因此，随着金融业的治理整顿，随着中国上市公司的拨乱反正，随着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商人们抽身而退的会越来越多。人们在国外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的富翁。这些富翁凭借着自己独特的发家手段，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国外，留给中国金融企业一个又一个硕大的窟窿。

　　与俄罗斯的商人相比，中国商人的发家史可能更为隐蔽，但认真分析，其血腥味更浓。俄罗斯商人发家一般是采取收购的方式，从普通俄罗斯人手中购买政府分发的股份，然后利用自己的控股地位与金融企业串通实行资产重组，并最终成就一代富豪。俄罗斯的商人充分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获取国有资产。而中国的商人一般是玩儿空手道，即用国家的资金实现原始积累，其中没有等价交换，更没有公开竞价。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通过关系直接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取贷款，然后用贷款从事攻关活动，继续获取更多的贷款。简单地把责任推给银行似乎不妥，但中国的国有银行确实是中国商人的催生婆，只不过中国的国有银行在交易过程中，连最基本的保障措施都没有，是典型的赌徒式的经营方式，如果遇到良心发现的商人，国有银行的贷款还能收回一二，如果遇到亡命之徒，国有商业银行只能得到一纸毫无价值的判决书。刘波先生远去的背影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个不幸的结局。

　　从承包租赁到包装上市，从包装上市到资本重组。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一步步地变为私有企业，又从私有企业变为国外"愚公"的私房钱。

　　中国的改革能够走出这一带有宿命的历史怪圈吗？

　　刘波事件考验中国体制

　　中国渐进式的改革造就了许多刘波式的商人，他们在中国现有的体制内左冲右突，寻找商机，一旦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发现缺口，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获取利益。其实，在西方，捕捉商机也是商人的基本生存本领。问题在于，体制完备的国家，拥有强大的自我修补功能，当体制出现缺陷，被商人利用之后，国家机器会立即开动起来，弥补裂痕。英美国家的判例法形态更是为修补市场体制裂痕创造了便利的通道。然而，在我国，由于体制上的高度集中，条块分割十分严重，因此，即便发现了商人可以利用的漏洞，也往往无法及时修补，这就为不法商人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有利条件，使得他们钻空子的魔术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 倘若中国的管理体制能够更加扁平化一些，譬如设立更多的直辖市，并且由直辖市拥有更多的立法权和执法权，那么，类似骗贷这样的小伎俩就不会轻易得逞。因为，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信息的供给成本会比较低，交易的风险也会比较小。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中央想要总揽一切问题，可是等到决策出台以后，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突出了。避免继续交纳学费的最好办法，就是在行政体制上动大手术，比如，在宪法的框架内，建立更多的直辖市，并赋予它们更多的行政管理权力，由一个个责任明确的地方行政机构独立地承担责任。在必要时，可以加快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由选民直接推举自己信任的领导人担任地区行政长官，让行政长官真正直接面对自己的选民。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决策民主，行政高效的国家管理体制。

　　金融企业也是一样。当前中国国有银行摊子过大，地方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民事责任能力，在商业谈判和诉讼过程中，很难从商业角度及时地作出判断。再加上领导层的不稳定，商业银行与行政机构毫无二致。解决商业银行问题的最佳办法就是要拆分国有金融企业，让国有商业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成为独立的金融企业，它们以自己的财产独立地对外承担民事责任。中央政府可以集中优良资产，成立国家级的崭新的金融企业，以应对跨国金融企业的竞争。

　　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经历了数十年的磨合，仍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进行体制创新。在笔者看来，中国体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无法解决垂直领导中的信息传递失真以及信息交流中的不对称问题。克服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庞大的国家机器按照高效精简的原则进行再划分，砍掉没有宪法依据的地级市，形成以直辖市为重心，由中央统一协调的行政体制。只有改革目前中央权力过重，县级以下权力过轻的不均衡管理模式，才能有效地防止一些不法商人走上层路线，利用信息传递缓慢而造成的时间差，获取不法利益。今后中国的管理模式应该以省级机构为平衡点，建立直接亲民的廉洁政府。

　　刘波先生出局了，联想到词坛怪杰张俊以的沉沦，中国儒商似乎进入了黄昏。然而，只要我们看到中国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所在，及时加以调整，灿烂的明天一定会到来。（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