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为吴芝刚，左二为陈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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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最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宣判。主犯陈学军、吴芝刚从2000年3月至1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外勾结，倒卖虚开增值税发票近4个亿，被判处死刑。这起案件令人震惊，不仅在于它案值巨大，还在于创下这个全国之最的，一个曾作过包工头，另一个也只是税务局的普通工作人员，他们犯下惊天大案的时候，都还不到30岁。

　　全国最大的虚开增值税发票案判决

　　这一起税案是继浙江金华税案、河北南宫税案之后，我国最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其涉案金额高达近4亿人民币。主犯陈学军、吴芝刚被依法判处死刑，陈学军的女友吴晓红作为从犯，也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同时涉案的三名北京海淀国税局干部。

　　　据介绍，本案案犯倒卖、虚开增值税发票次数之多、数额之大是近年来罕见的。仅三年间，陈学军等人利用虚构的公司，先后从北京海淀国税局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10900份，为遍及中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数百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800余份，虚开税款高达人民币3.93亿余元。这是中国税务改革以来，全国涉案金额最大、危害最重的涉税案件。

　　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检察官郭健：“这应该是在北京范围内，卷宗数量最多的一个案件。”

　　据介绍，这起涉税大案的办案卷宗近800本，也创下近20年来北京刑事案件纪录。仅法院的开庭笔录就达130多页。而目前，涉案金额中，仍然有高达3.5亿余元的税款没有被追回。

　　何为增值税？

　　类似陈学军、吴芝刚这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自从1994年税制改革后，我们就听说过不少。甚至还出现过象金华税案、南宫税案这样几十、上百家企业共同参与的特大案件。这些企业为什么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么感兴趣？虚开增值税发票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犯罪现象？

　　增值税是目前国际上被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所采用的一种税制，在这种税制之下，税金不包含在销售价格里，确保了企业成本的核算，使得企业经济效益不受税项的影响。那么不法分子又是怎样利用增值税发票来偷逃国家税务的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某企业为了生产，以117元购进一批原料，假定原料加工成商品后，以234元卖出，按国家增值税17%的税率计算，应纳税34元，而在此之前，企业购进的原料117元中，已经含有了17元的税款。因此企业就可以持购进原料的增值税发票到税务部门将这17元抵扣掉，只需再缴纳17元即可。如果企业并没有购进这117元的原料，却能够搞到117元的增值税发票的话，那么当企业在出卖商品时，仍然可以抵扣税款17元，这17元的税款就从国库流失到了企业的腰包。

　　独家专访主犯陈学军

　　增值税专用发票成为犯罪分子垂涎的目标，一方面在于它可以用来抵扣税款，如果虚开造假，举手之劳就能非法牟利。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领购、发放、开具、管理、稽核检查等环节存在着一些漏洞，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机。那么，这些漏洞到底在哪里？犯罪分子是如何加以利用的？陈学军在羁押期间，我们的记者曾经采访了他。

　　被判死刑的主犯陈学军是浙江临海人，在其被羁押期间，记者在检察机关的帮助下，找到了他的老家。这幢四层高的小楼在这个小镇算是比较气派的。据陈学军的父亲透露，陈学军盖这座楼花了5万元。陈学军因虚开增值税发票被逮捕后，陈家人就紧闭大门，很少跟外界往来。记者在当地人的配合下敲开大门说明来意。陈学军的母亲把记者请到屋内。记者看到，陈学军的父亲正在煎中药。

　　老人说，陈学军一直骗他说在北京做包工头。陈学军被抓后，身体硬朗的老人被气病了。

　　记者：“你这个药吃了多长时间了？”

　　陈学军父亲：“吃了六年多了，一直心里着急、生病。”

　　老人说，陈学军小时候曾经是个孝顺的人。有一次他母亲生病，家里穷没钱抓药，十几岁的陈学军大冬天还下河去摸鱼虾，卖钱抓药。记者：“他以前是做什么活挣钱的？”

　　陈学军父亲：“以前总是说包工头，跟着干包工头装修、包工。”

　　据陈学军后来向记者透露，做包工头一年只能挣下10万元。1991年他放弃了泥水包工头生涯，一个人到北京做电脑配件买卖。在司法机关的安排下，记者采访了羁押期间的陈学军。对于放弃做包工头，陈学军和记者有这样的对话。

　　记者：“包工头是一般人还是比较令人羡慕的一个职业，就是说能挣的钱还是很多。”

　　陈学军：“要饭的。跟着别人去要饭的，不是一个很羡慕的职业。”

　　1998年，陈学军在某娱乐场所找坐台小姐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女友的河南安阳来京人员吴晓红。陈学军承认于2000年用吴晓红的身份证注册了一家公司。法人代表是吴晓红。

　　陈学军：“我只知道我当时在那几张表格上签了字，然后这个公司就有了。”陈学军告诉记者，他们第一次倒卖增值税发票，就挣了五六千元。“可能有十多张吧，都卖给广东人了，空白的都卖给广东人了，当时是拿了五六千块钱吧。做第一次的时候当时一千块钱左右一张。”

　　记者：“第一次做这个虚假的增税发票，拿到那五六千块钱以后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

　　“也感觉挺害怕的。”

　　陈学军承认害怕是由于明白自己的行为是犯法的。他也曾想过就此收手，但一位从事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广东人安慰陈学军说：“没事。抓到了大不了罚款。”陈学军见身边那些所谓的广东朋友，虚开增值税发票没有被抓到。尽管害怕，但没有就此收手。

　　记者：“那后来尽管害怕，为什么还接受要做呢？”

　　陈学军：“最后还是看着他们也往外卖，都没什么事情。我也偷偷从他们手里拿了，最后也卖了一点。”

　　“那第二次跟第一次，相隔了多长时间？”

　　“差不多几个月吧。”

　　记者：“第二次你买了多少？”

　　“我差不多，反正五十张以内吧，大概的，我也记不清了。”

　　从第一次的十几张，到第二次的四五十张，陈学军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司法机关最后认定，他和吴晓红利用公司用报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涉案金额达3.93亿元，是目前我国破获的虚开增值税案中，涉案金额最大的。在浙江临海采访时，陈学军的父亲曾托记者带给陈学军一句话：好好交待问题，争取宽大处理。同时还托记者给陈学军带去6岁女儿的照片。在征得司法机关的同意后，记者将这句话和照片带给了陈学军。

　　陈学军：“这个我对不起我父母亲太多了，他们从小把我培养到那么大。”

　　陈学军6岁的女儿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一直由陈学军父母照看。目前寄宿在临海的某幼儿园里。

　　陈学军和吴晓红用虚开增值税挣的钱在亚运村附近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办手续时也是用吴晓红的身份证。户主落款是吴晓红。

　　陈学军：“我后悔。”

　　独家专访主犯吴芝刚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陈学军虚开倒卖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得逞，离不开在税务部门的内线相助。这条内线就是北京市海淀国税分局税务一所的工作人员吴芝刚。可是，当时的吴芝刚走出大学校门才两年多，无论是职务还是资历都只能算是税务机关的新人。他又怎么给陈学军提供方便呢？

　　2001年2月19日深夜，当陈学军和他的女友吴晓红在北京上地花园酒店被抓获的时候，吴芝刚也在家里被捕。虽然，他此前的职务只是北京市海淀国税分局的普通员工，但是，在陈学军眼里，他的地位却非同寻常。因为，吴芝刚在税务所的发票组，主要负责将领票企业的资料输入电脑，然后打出发票的票样。

　　记者：“咱们都是上过大学的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现在坐在这个位子上，心理有什么感觉？”

　　吴芝刚：“什么感觉？挺后悔的。”

　　“因为什么事？”

　　“起诉书上写着，虚开增值税发票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吴芝刚，1997年从扬州税务学院毕业，来到北京市海淀区国税局工作，成了一名普通的税务职工。到2001年，毕业仅仅3年多的吴芝刚，个人财产就达到了400多万元，但是对其中的380多万元，吴芝刚却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三年多平均一年有100多万的收入，你觉得这个收入都是正常的吗？”吴芝刚：“正常就不叫不明财产了。”

　　“你自己也承认，这是不正常的。不正常体现在哪？”“与收入明显不符。”

　　“这些财物是从哪里来的？”

　　“说不清楚，因为过去太久了。”

　　尽管吴芝刚只是一名普通的税务职工，但他却是在至关重要的发票组工作，负责为企业发放发票。正是这个关键的职位吸引了陈学军。于是，陈学军想尽办法找到了吴芝刚。

　　吴芝刚：“1999年10月份的时候，他的公司的一个会计到我们这儿来买票的时候跟我认识的，我通过他的会计跟他认识的。”

　　记者：“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

　　“我跟他认识是吃饭时。”

　　“在餐桌上认识到的？”

　　吴芝刚：“对。在一个海鲜大酒楼上，一个海鲜馆好像是，说句实话，当时对他也没有在意过，以为就是一般的业务上往来的一个单位。随便吃一顿饭，然后没什么交往了，从来没有注意过。”

　　正是这个在吴芝刚看来并不受重视、没有什么交往的陈学军，在随后两年里，共送给吴芝刚价值3万余元的情侣表一对和20万元的现金，两人的交往变得密切起来。

　　记者：“你觉得陈学军、吴晓红他们对你比较好，是出于什么目的？”吴芝刚：“到今天了，也不用冠冕堂皇的。现在说来，就是利用这层关系。”

　　“利用你的关系？利用你是税务局内部人员，能够给他们提供方便？”

　　吴芝刚：“对，应该这么说。”

　　“也就是说他看中的不是你个人，而是看中，你是税务局工作人员。”

　　“那肯定得这么说。”

　　此后，吴芝刚便为陈学军虚开增值税发票大开方便之门。他利用工作之便和计算机专业技术，用非法获得的密码进入防伪税控“认证”体系，为陈学军提供了10000多份的增值税专业发票。成了陈学军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票源。虚开税款达到了3。93亿元。

　　记者：“你认为你还是有罪的？”

　　吴芝刚：“是，我自己承认这一点。”

　　“你认为自己有什么罪？”

　　吴芝刚：“确实在他们虚开发票的时候，对于他们虚开发票有帮助的行为，我们卖给他们都是空白的发票，我认为就是他们一个企业运转起来，需要(发票)的量大一点，我可以操作的时候违规一点，不按正常手续走让他们买得多一点。因为一般的企业买都是100份、200份，他们后来都是买到500份、600份。”

　　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处处长胡跃庭：“陈学军和吴芝刚两个人，通过他们自己的交往，私自地串通，内外勾结，陈学军在外面，吴芝刚在里面，大量骗取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且进行大肆倒卖和虚开。”

　　于是，吴芝刚和陈学军内外勾结，一个负责票源，一个倒卖发票，两人上演了一场全国最大的倒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两人的犯罪活动终于在2001年东窗事发。

　　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检察官郭健：“陈学军(案)其中有80%的增值税发票都是通过吴芝刚，利用吴芝刚的职务便利非法从国家的税务机关领购出来的。”

　　“这是一个内外勾结的？”

　　郭健：“对，他们是一个共同的团伙犯罪虚开的，是电子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就是一张增值税发票，开出的价税数额非常大，因为手写版的增值税发票，最多虚开的数额一张票可以虚开一万多元，但是电子版的增值税发票虚开的一张增值税发票数额可以开到十几万元，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这种犯罪实际上跟以往的犯罪相比，它的社会危害性、恶劣程度应该是比较严重。”

　　记者：“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陈学军他们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最大的一张面额是多少？”

　　“陈学军虚开增值税发票最大的面额一般情况下，都应该在100万元左右。”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吴芝刚毕业于扬州税务学院，他曾经是当年就读的中学中唯一一个考上本科的学生。但仅仅三年之后，对因为虚开增值税发票，他便开始了牢狱生活。而现在年仅29岁的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

　　记者：“最对不起的人是谁？”

　　吴芝刚：“对不起我妈妈。”

　　“为什么？”

　　“因为养了我20多年，刚刚上班没几年就被抓了。”

　　专访：国家税务总局专家

　　在对陈学军、吴芝刚宣判前，北京市海淀区国税局还有三名工作人员，朱宇彤、王慧丽、李建平以玩忽职守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办案人员核查发现，在他们负责的增值税发票发行计算机系统中，有许多资料已经被人非法更改和重写，致使许多不具备资格的公司顺利得到了发票。针对税务机关内部监控存在的这些疏漏，有没有办法在制度上予以消除呢？我们今天还采访了有关专家。

　　记者：“我们的同事在采访案件当事人吴芝刚的时候，曾经问过他，我们老百姓挣上30年可能也赚到你手上的不明资产380万，但是你却得到了。吴芝刚的回答是，因为行业不同。你怎么评价他的回答？”

　　中央纪委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处副组长、监察部驻国家税务总局监察具局长权兆运：“我不认为它是个行业特点，其它的行业、其他的系统这个数字也不小。但是吴芝刚在税务系统是一个重大案子。虽然说每个行业都有各种各样的贪污腐败，但是作为税务部门，老百姓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交给国家。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数字，就是说涉税案件的这一块特别是虚开增殖税发票的案件，在2001年之后，就在逐步下降。高峰期就是说94年、95年、96年、97年这几年大体上每年涉税案件参与的税务人员在224人，到了2002年下降到10人，涉税案件的人员已经下降了95.5%。”

　　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沈甫明处长：“凡是税案当中，如果涉及到税务人员大部分都是个人行为，我们整个系统的税务人员还是非常好的。”

　　记者：“你觉得现在在税收工程的建设中，还有什么漏洞？”

　　国家税务总局流转税管理司稽查评估处副处长陈友亮：“管理手段跟不上。”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陈友亮：“你到我这里来开票，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抵扣这个过程我追踪不到的，那边的信息原来也没有认证系统，现在有了。2000年总局督办案件，我有个数据2001年之前总局督办的案件是68件，2001年是34户(件)，2002年是8户(件)。”

　　为了加强税收征管、规范税收秩序，1995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金税工程”，通过税务机关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全面加强对税收环节的监控和管理。特别是2001年金税工程二期在全国全面开通运行以后，税务机关防范、打击倒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能力大大提高，案件数量已经明显下降。但是，不应该忽视的是，即使再严密的系统，再先进的技术手段，也需要制度和人来保证。　《经济半小时》记者：陈响园、王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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