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皖

　　写下这个题目时，眼前真的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一幕幕一出出情节清晰线索分明的剧集。像我即将在下面表现的，这里将出现史实的陈列、历史的分析、时间的勘测和界定。历史研究需要竭尽所能摒除一己之见，更关键地，如果说放弃个人的见解并无可能，那么，历史所需要的实际上是尽可能地开放知觉，将庞大的群体经验转化为个人的经验。在我一贯的写作中，那确实是我的方法或者方向。写乐评这么多年，我也经历了从一个爱乐者到研究家的改变。搜集材料、整理事实、甄别众议等等，一直是坐到键盘之前必须完成的工作。而我要在此说明的是，以下我要做的与上述分析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写在这里的一切确实关乎记忆，身体里的记忆——当决意要总结这一切，我决定先将史料搁置，让急不可待的身体站出来说话。这篇文字的一切结论，都不是从历史的条分缕析获得，而是事实立即呈现了它自身，像树木内部的年轮，无须思想，自有其自身的断代和纹理。当然对于记忆，我知道它是不可靠的，尤其对故事精准的发生时间，记忆有一种暗渡陈仓使之前后漂移的本事。但故事本身的确定性，像一句“它确实发生过”这样一个断语所包含的，那种不究细节的明白无误的发生性质，无庸置疑。所以这里列举的标志性事件，可能与确切年代有所出入，但它们作为一系列事实所具有的真真切切，我用生命担保。

　　这像是一个历史见证者的辩辞了。对于历史见证者，我向来是相对地看待其真实性。见证者像叙述历史本身那样叙述他之所见，因为亲历，好像随时有矫正的作用，告诉你他所说的才是真的史实。其实哪里会呢？这里的误差并不一定是撒谎、误记，而是一己之经验的有限性，只是一个局部而己；甚至于历史的关键要略，连一个局部都不是。时间、地域、位置、际遇，决定了“这一个”在历史风云际会中所见证的一切，只是一己所得，充满误解和偏见。以下的一切，你也可以作如是观。

　　境外音乐影响内地的历史，可以分为4个阶段，1984年以前为第一个阶段，1985～1989年为第二个阶段，1990～1999年为第三个阶段，2000年以后为第四个阶段。

　　1984：羞耻心的历史

　　1984年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把它定为一个历史的起点纯属编辑命题之赐。但是那一年的一个小细节足以为这段历史写下注脚。当时我是一个高三学生，为了年底的班级聚会，我和另一个同学，有天天黑时跑到后操场的围墙下准备节目，他用录音机里听来的调调，摹仿着欧阳菲菲唱出了那在全东南亚无比著名的一句：“Ho！Ho！Ho！好个disco queen！”我当时在心里暗叫：这歌可真黄！

　　我的这位同学，次年考上了外交学院；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系列变故，打消了他的外交官之梦，现在成了香港人，一个石油商。这还不算最离谱的。最离谱的同样是我的同学，同样出自江苏徐州这个在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都不起眼的小城，那一年转学去了广州，把她的名字从邓文革改成邓文迪，16年后成了默多克夫人。现在她的每一次怀孕都会成为新闻，在消息第二天登上世界各地的报纸。

　　对欧阳菲菲的反应，我的反应是全体内地人民的反应。我要说的是，那时候从私人暗道所传播的港台流行音乐，一次次刺激的是内地中国人的羞耻心。欧阳菲菲的“Ho！Ho！Ho！”所一下子带来的，是夜总会舞女的联想，浓烈而准确无误，对内地中国人而言，那是淫靡生活、醉生梦死和不洁情感的象征。

　　那种不洁的刺激感至少持续到1985年，直到张行出版他的《迟到》而更多后继者将港台的情情爱爱唱翻到中国每一个城城巷巷。而作为一个必经过程，《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何日君再来》、张帝的急智歌曲甚至像《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的歌曲，都曾经强烈刺激过中国人的羞耻心，让第一次接触的人难为情。经过文革的全民洗脑，私人生活和男女情爱都像个人私处一样难于启齿，但那些靡靡之音居然这样不要脸地唱了！

　　1984年如果是一个点，也是无比漫漶的一个点。它代表了从无从追究起点的私货暗渡一直到这些私货渐渐普及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小青年耳里的这么一个时期。同时，我还想表达的是，这也是全民的廉耻心被频频挑战一时还不能适应的时期。走私、私带和私人交换，是当时境外音乐影响内地的最主要渠道；而羞耻，是社会在第一次遇到这类音乐时的总症候。它是广大人民精神上受不了的黑货，也是小青年变成小流氓，精神上受到污染走向歧途和犯罪的一个符号。它的余绪延续了好多年，直到1987年，仍有一些诉诸大众的电影、小说用靡靡之音表示年轻人的堕落，并被广大人民心领神会。这一时期，邓丽君、张帝、刘文正、凤飞飞是私下传播最广泛的海外歌手，他们的专辑被照单全收全面系统地引进。直到1985年，当《迟到》作为一个正规出版物被流通，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结束了。当然它的余绪足够惊人，后来张行因流氓罪判刑，恰好印证了这种情绪的“正确性”。

　　1984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张明敏、奚秀兰出人意料地走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一直藏在地下的“港台歌星”突然开始面对全国人民。这是港台歌星第一次通过官方渠道准入内地，从此打开另一条境外音乐传入内地中国的渠道：联欢会海外歌手。有两个细节足够深刻。一个是，唱《我的中国心》时，作家王蒙被感动得流了泪。另一个是，稍后张明敏出了电视片，在里面边走边唱，我的同学的父亲，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对着14寸黑白电视机喊：“看他那个小痞子样！”

　　王蒙的反应所代表的，是1984时期另一个时代隐秘。那种要迸裂开来的爱国心，与任一时代任一国家的爱国情怀都绝然不同。《牧马人》、《海外赤子》、《庐山恋》，“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那并不是抗战对敌，也不是离乱返乡，而是浩劫之后的人们虽屡遭折磨仍要扑向祖国怀抱的自我崇高自我感动式的道德升华力量。

　　附会在时代主流情绪之上，包含着一些还不能被人们接受的道德禁忌，更多海外音乐随着这样一些身份登台了，这是在春节联欢晚会官准渠道发生的事：海外游子、归国华侨——奚秀兰、陈美龄、万沙浪、翁倩玉、费翔……历年被请来登台的海外歌手身上，大多都带有类似的光环和印记。青年人欢呼着扑向新的声音和形象，将一切全盘接受，而老父亲保不准在哪个地方大叫：看那个小痞子样！

　　还有两个境外音乐传播渠道。一个是翻唱，与后一个时期不同，这是国家演员、高雅艺术人士和天才少女的翻唱时期。翻唱世界各地民歌、偶尔踏足流行音乐人们却不知道、最大胆的是演唱台湾校园歌曲，前者唱的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感情，后者唱的是童真、乡野情趣外加一点点风花雪月，当然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足够保险。另一个传播渠道是海外影视插曲，电影方面，不管欧美、无论拉丁，世界各地的歌曲都会成为热门；电视方面，日本和香港的电视连续剧主题曲是一时之选。

　　这两个渠道足够混杂，但是未成体系。像沙漠中一条条内陆河，突然出现，又突然不知所踪。用今天的观点看，它只是丰富了一时曲目，却不能达到对那些海外音乐源流哪怕一知半解的了解和引进。稍稍能提起的台湾校园歌曲，由于政治过滤，我们仅能见识到其中属于正统家国之思和丝毫不触及社会神经的那一小部分乡野情趣。

　　这一时期，模仿着港台歌星学唱的青年开始大量出现，他们跃跃欲试，准备要登台了。其间，程琳和朱小琳用天真做掩护，与社会主流形态未现正面冲突，而成为第一批这样的歌手。“歌手”是时代给他们的称呼，以区别于“歌唱家”，在下一个时代，“歌手”名称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歌星”。

　　1985～1989：翻唱和翻录的时代

　　1985年，流行潮流涌向社会地表，模仿着港台腔的内地“歌手”像开春的蚂蚱，四处乱蹦。从1979年～1985年，大陆人终于大声唱出了一个爱字，靡靡之音的羞耻情结终结，张行是时风转变最显著的标志。刘文正可能依然不被25岁以上的人知晓，但他的歌曲，却响彻了全中国。

　　循着1984时代留下的4条基本轨迹，我们可以说：“私人交换”在急剧扩大；“春节联欢会”成了重要渠道；“影视插曲”渐渐不重要；而“翻唱”成了时代的主脉。也是在翻唱中，上个时期万众瞩目的歌唱家，被一批小歌手、小歌星推向公众视野的边缘。

　　一、私人交换的扩大是两方面的扩大：人群的扩大，和歌曲种类的扩大。从对几个港台歌星的单一追逐，渐渐走向多元；磁带传递者从穿喇叭裤、提录音机、戴太阳镜的烫发青年，渐渐变成各类学校的普通生。流通对象则从邓丽君、刘文正、凤飞飞，迅速扩展到台湾的高凌峰、黄仲昆、陈彼得、黄露仪(黄莺莺)、银霞、岳雷、潘安邦、余天；香港的许冠杰、关正杰、温拿、甄妮、“谭张梅”。京广沪三地小众的习乐人群中开始流传披头士、罗大佑、李宗盛、李寿全。这一时期的传播特征是，好听为王，小众中却发现深刻的音乐及其对人生的意义。通过这四大基地——广州(香港音乐)、福建沿海(台湾音乐)、上海和北京(欧美和台港)辐射全国。

　　二、翻唱：从张行开始，越来越多“自学成才”的歌星，推出越来越多的翻唱磁带。这些翻唱将此前属于地下流通的港台音乐，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大众版本。像一种双簧游戏，台前是内地的面孔和声音，传出的却是台后台湾香港的那些歌声。男普及了刘文正女普及了邓丽君，其他在背后影响的台、港、欧美音乐诸色杂陈，不一而足，基本上不具系统性和全面性。有趣的是，春节联欢会海外歌手如影响最巨的费翔和张明敏，也多多少少充当起二道贩子的角色，大肆翻唱属于别人的名曲。通过“转述人”的口，世俗情感全面植入内地，改变了国家意识形态统领百姓日常情感的历史。

　　三、春节联欢会：早期从春节联欢会进入内地的歌手都有两个特征：他们是过气的或二流的；他们是游子或赤子，都有一颗红亮的中国心。但随着年代更迭，他们带来更多的异质因素，带来与官方艺术迥异的音乐风尚，悄悄改变着青年，却被主流社会不察。作为一条交流主渠道，1989年后春节联欢会开始变得不重要。

　　四、影视插曲：1984年时期以外国电影插曲的传播为主，这一时期则以香港电视连续剧主题曲的传播为主。总体而言，除了唱红个别年度歌曲，影视插曲这一境外音乐流入渠道，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段变得无足轻重。

　　这是一个引入歌曲却没有引入音乐风范的时期。这一时期极大地丰富了流行音乐的曲目，但是不分新旧、时间，不辨国家、地区、作者、风格和源流。它说明了当时国内听众完全隔绝于世界之外这么一个事实。但是，流行音乐这个大风范、大概念算是被引进来了。人们擦擦眼，就快要看见世界了。

　　至关重要的变化来自民间，来自非法渠道。1988年成规模地出现了“拷兄”，按其营业性质，我们也可称之为磁带翻录作坊。这是“翻唱”之外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特色的境外音乐传播渠道。拷兄利用当时还不普遍的双卡录音机，以学校寝室为据点，以个人订制和“中图”门口的挎包式兜售为传播方式，把“私人交换”的磁带大量复制，成为一个新生的、凶猛的、迅速取代和并吞“私人交换”和“翻唱”的力量。在这批翻录小作坊的运作下，听众，特别是大城市的听众，得以广泛接触的流行曲目循着香港和台湾的排行榜、循着美国格莱美的获奖名单全面扩展，参差达到与海外同步。香港音乐的全面曲目在上世纪80年代末，首先得到普及(一部分也得力于这部分引进版稍多)，陈百强、“谭张梅”、陈慧娴、张学友、达明一派同时也成为那个时期大陆的最大流行现象。台湾音乐的主要曲目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校园中基本普及。与这个潮流相表里，中国各大城市出现台湾“亚洲之声排行榜”的听众，将每一周的榜单认真记录后，成为向拷兄寻觅或通过海外关系托人捎带的目标。只是从这里，内地听众隔绝于世界之外、时间之外的孤岛状况才真正开始改观。

　　当然，购买港、台、欧美唱片的合法渠道并非完全没有，但是非常狭窄。尽管如此，它仍然是这一时期海外音乐传播的一个公开的、重要的渠道。被称为“引进版”的这一渠道中，香港歌多，台湾歌少，被比较系统地引进的有苏芮、齐秦，被误认为高雅音乐大师的曼托凡尼、保罗·莫里亚、詹姆斯·拉斯特、赞菲尔、克莱德曼等，后者造成了“轻音乐”的流行。通过中图和电台立体声广播，那些顺耳的歌声得到了传播，“不顺耳”的通通被忽略和抛弃。迈克尔·杰克逊和麦当娜算是很刺耳的声音了，想想看，连歌声那么动听的肯尼·罗杰斯一开始都可以被认为是“破锣嗓子，五音不全”，他们被买账完全因为举世无双的名声。除这3位外，今天回想起来，这一时期镌刻在大众榜单上的欧美音乐只剩下了卡彭特、约翰·丹佛、保罗·西蒙、娜娜·莫斯科莉、胡里奥·依格莱西亚斯、ABBA、Bee Gees、空气补给、至高无上、莱昂纳尔·里奇、惠特尼·休斯顿等。还有那些只唱了一首歌的不速之客：他们的歌名至今还能唤起记忆，但他们的名字却再难被人记起。最出名的是：《巴比伦河》(Boney M)、《我爱肖邦》(Gazebo)、《路易斯兄弟》(Modern Talking)、《以吻封缄》(Bobby Vinton)、《卡萨布兰卡》(Bertie Higgins)、《无心快语和去年圣诞》(Wham)、《电话诉衷情》(Steve Wonder)、《什么也不能改变我对你的爱》(莫德罗)、《当我俩接触时》、《每一次你离去》、《世界末日》，《Against All Odds》(Phil Collins)。

　　作为公开渠道，引进版造就的最大众的流行是那些甜不叽叽的流行小调：对最广大的中国人而言，这一时期是谢采云、韩宝仪、龙飘飘的天下。

　　这一时期，吉它弹唱开始在各地校园中普及；翻唱先是造就了一批扒带高手，然后造就了一批创作、制作流行歌的人，北京的郭峰、苏越、王迪、侯牧人，正统出身的谷建芬(上海)、广州的李海鹰、毕晓世、解承强是其中最出名的，。南方沿海城市出现一些舞厅乐手，北京继上世纪80年代初的揸琴者之后出现更多有名有姓的乐队，这也是中国摇滚乐队的最早雏形。

　　1990～1999：告别短缺时的饥饿症

　　境外音乐的全面影响在这一时期才算真正到来。

　　1992年发生了不一定被社会察觉但却极不寻常的两个事件。

　　首先是《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在央视的播放。这是音像市场对港台全面开放的信号。这一事件带来了延续一整个时期的MTV潮流。最深刻的影响其实不是这个，而是前后发生在商品流通领域的对港台音乐的全面引进。这是台湾音乐全面进入内地的时代，也是香港音乐渐渐退居第二位的时代，此后，台湾明星中的大部分以稍稍慢半拍的速度，成为也在内地大红大紫的明星。而一度全国各地同听粤语的奇特流行现象，到1994之后宣告终结。此后，粤语歌曲被打回原形，成为主要限于广东的地域流行现象。港星再要取得全国市场，都要出国语专辑，这甚至变成大牌港星的主业。

　　第二个是打口带的出现。那些来历不明的，在磁带上锯了一道，在CD上打了口或者钻了眼的东西，有时堆在大街上，有时被小贩以纸箱携带被城管追得东奔西跑，有时顽强地盘踞在大学门口的小店里。它是欧美唱片业销毁的垃圾，是中国沿海港口引进的废塑料，是广大人民看不懂的残损物，是青年心目中无所不包充满奇珍异宝的世界音乐宝库。1992～1995年的每个月初，青年们会焦急等待每一期《音像世界》，急不可待地翻到王晓峰章雷的《对话摇滚乐》，在第一时间冲进最近的打口摊。

　　对欧美音乐的系统消费从此开始。只用了8年，青年们循着对话“摇滚乐”所列出的线索，饕餮般地吞食掉欧美音乐40年、甚至百年的潮流——从信息和音乐两个方向。上世纪60年代摇滚、迷幻音乐、民谣摇滚、艺术摇滚、重金属、死亡金属、朋克乐、脏摇滚、另类音乐、说唱金属依次形成一波波购买热浪；京城摇滚乐的潮流更替，体现了更深的影响脉络，1995年以来，这种几乎一年一换的摇滚潮流更替依次是：重金属、脏摇滚、朋克、说金，现在一部分先进入了电子乐。

　　第一个事件让港台唱片消灭了大陆磁带，并将翻唱歌星从历史中抹去；第二个事件从歌迷中分裂出一批人，让港台唱片落满灰尘。正是在这个时期，很多人家里开始拥有几百上千张CD。当开放的音乐聆听开始成为可能，他们却开始了饥不择食，对信息的饥不择食和对唱片的饥不择食。你无法想像，有人会用50元去买一张打口带，而更多的人会在一星期或一天里买上50张CD。你还无法想象的是，这种无比广泛的音乐兴趣和巨大音乐食量是老外想都不敢想的，从他们中间诞生了最具有野心最博览天下最富于音乐冒险精神的一群人。当一些人开始有机会与英国、美国的乐迷谈音乐，他们发现中国人真是世界上最牛逼的乐迷——中国人知道得得真多呵：不择年代、不择地域、不择门类、不择语种；当然中国人也知道的很少：西方乐迷永远是某一个小圈子里的爱好者，对这个小圈子，他会唱每一首歌，了解每一个动向；其他的，和他有什么关系？

　　这一时期，先是在北京大规模出现乐队，1994后，成批出现乐队的城市扩展到广州、上海、深圳、南京、武汉、沈阳、成都、兰州、南昌……1993年，电视晚会说唱歌曲盛行，国内创作第一次出现与国外潮流(Rap)相呼应的现象。同年出现的校园民谣也是一个呼应，却是延续十几年之久的吉它普及运动对港台歌曲的深层回应。1995年后，京城时髦乐队成为对每一次世界潮流的回应，周期缩短到一年左右。乐评人出现，音乐杂志烂街，独占鳌头的《音像世界》被各种取向的音乐杂志淹没——公开的、地下的、大众的、小众的、追星族的、校园的、高雅的、媚雅的、有声的、学英语的、先锋的、地下的……繁荣掩盖着赤贫，潮流化使真正的乐识乐史发不出声。可安慰的是，这已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2000：中国在地球上

　　该怎样描述2000年以后，也就是现在？

　　如果依然是看境外音乐的流通渠道，2000年后出现的最大变化：一是互联网的兴起，一是盗版CD的泛滥。互联网以歌迷网站、在线电台和MP3为传播载体，营造了容纳全部音乐门类的另一个巨大资料库；而盗版的“专业化”则将潮流的、潮流忽略的，热销的、曾经热销的知名音乐统统予以系统化的精工制作。

　　与此同时，打口市场变成了只有铁杆才会偶尔光顾的场所，唱片店的顾客变得稀少，迪厅、迪吧的摇头族爆增，摇滚乐变得没人理，流行乐也不再那么疯，哈日哈韩族的兴起使日韩唱片更多地出现在货架上，主流市场在R&B唱主角后现在又上来了嘻哈音乐，而有些人则会四处搜求鬼都不知道的冷门音乐。那种对各类音乐满腔热情大小通吃的狂热不复存在。

　　2000年之前，实际上是个短缺时代，所以当条件一旦许可，便出现贪得无厌的暴饮暴食，那是饥饿症状的另一层表现。如今，这一症状业已恢复正常。该有的都有了，该见识的都见识了。事物被打回原型。流行音乐依然是商业潮流、时尚风气、青少年族群文化、小圈子秘密生活的复合体，而这，正是整个流行音乐世界的本来景象。

　　到这个份上，已经不太好大而化之地谈什么境外音乐影响了。没有什么境外音乐，只有世界互通的一个个不同乐种。中国在地球上，世界也包括中国。都在一个圈里，一切都在流转。有风吹过，固然有因，飞动时却带走各地的空气和泥沙，变了色的风，又这样飞向下一个地方。

　　这一时期，DJ成批出现，玩设备的人成批出现：青少年的新娱乐不是弹琴，而是打碟混音玩设备和软件；前卫音乐成为摇滚乐手转型的新方向。

　　声明：《青年参考》授权新浪网独家报道，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