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资拼杀中国企业家筋骨愈壮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05日09:59 青年参考

　　本报特约撰稿　　王安　　单打独斗

　　李鸿章喜欢计划经济　　　　前总理朱镕基乃直爽之人。1998年3月上任时，朱对全国人民说要闯地雷阵。这大个儿的地雷之一便是国企，要让国企脱困。“犯其至难，图其至远。”

　　　　谁都知道这活儿不好干。国企的问题，其麻烦不仅在今天，早100年就落下病根了。

　　　　中国的近代工业是被洋人逼出来的。1840年洋人坐着大船打进来了，鸦片战争给中国人以极大刺激，官府出头办实业了，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了一些轮船运输、棉纺织业、矿业等，这些都应该算是国企或准国企。　　

　　　　官府一定自我感觉很高尚，比如李鸿章：“原期收回中国利权，徐图自强之计。”上层号召大家要团结一致保护国有企业。李鸿章办上海机器织布局，要求10年内只准国人入股，不能另外再办什么机器织布局。李鸿章搞开平煤矿，清政府给予“距唐山10里之内不准他人开采”的特权。李鸿章又闹了个轮船招商局，又规定50年内只准入股不设分号。

　　　　这很像今天的国企垄断，想来李鸿章一定是很崇尚计划经济的。

　　　　虽然没有官资出来与轮船招商局竞争，但一条条不起眼的沙船却对李先生不客气。

　　　　沙船业曾经是上海最大和最有势力的一个行业，漕运是它的主要营生。西式夹板帆船被蒸汽动力轮船赶走了，李鸿章的招商局也要对沙船动手。但不管谁做官都希望天下太平。虽然招商局是清政府的亲儿子，但也要给老儿子沙船一口饭吃，要在新式企业和传统经济之间找一个平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江浙两省每年北运的漕米有数百万石，而直到1876年，招商局在这数百万中只分到二三十万石的业务，其余大部分仍由沙船揽去。总不忍心看着那么多沙船职工下岗吧，这让李先生很头痛。　　头痛的不仅是沙船，更多的是洋人——洋人惟利是图，更不想和李先生团结一致。而且，洋人还有枪有炮。1894年日本人打了进来，被迫签了马关条约，自此洋人可以到中国开厂了。用规范的语言就是：从1840年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的商品准入，到1895年马关条约中国又开放了资本准入。　　心理不平衡　

　　官老板褚时健落水　　　　中国的企业家很过了些苦日子。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企业家们就不头痛了，至少在企业经营上可以不那么费心了——有党的领导，有政府的计划。

　　　　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被称为红色资本家，比如荣毅仁、王光英。客观地讲，荣、王在中国资本家里不是拔尖的，1988年笔者采访王光英时问及公私合营前他的产业，王告说是一些化工产品，比如绝缘材料。不要说蒋介石的四大家族这样的官僚资本，除此之外，真还有一些大个儿的资本家，比如制碱的侯德榜、搞化工的范旭东、搞纺织的李烛尘、四川发电的胡子昂、重庆搞航运的卢作孚。可惜解放后这些企业精英淡出了，或不干老本行了。

　　　　第二代企业家是计划体制下政企合一的产物，但更像官员。那时候提倡宣传工人，而不是官员，所以大家知道王进喜，但不知道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改革开放后，官老板的平静日子结束，诱惑太多了，多到让人头痛。

　　　　褚时健曾扛着半个云南财政。这个大柱子1998年1月20日折了，褚被判无期徒刑。此前褚任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法官说，褚时健等3人共同贪污355.1061万美元，褚分得174万美元。褚时健的辩护律师马军为褚喊冤：褚出任玉溪烟厂厂长17年，厂利税总额达800亿元，而褚17年的全部总收入约80万元，其比例是十万分之一。

　　　　有一个人，没什么人替他喊冤。此人叫于志安，曾任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早在1980年代，中国理论界还在为商品经济姓资姓社而争论的时候，于就提出：“我把商品经济比作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条高速公路，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认识和顺应商品经济客观规律，社会生产力发展就迅速，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就快。”此言甚合邓小平的“猫论”。于还提出国企产权归属这一敏感问题，认为国企可以不属于国家，而属于企业自己。

　　　　1994年底，于把他的产权理论付诸行动，长动集团在菲律宾登记注册成立了中长集团菲律宾公司，于出任董事长。1995年，于出走菲律宾，想当自己的老板。后经中方多方努力，长动集团流失的65万美元国有资产被全部追回。

　　　　褚时健想把国家的钱往自己的兜里揣，被追回；于志安想把国家的钱抽到国外再往自已的兜里揣，也被追回。但从纯法律角度思考，于志安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在菲律宾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董事长，于志安有权决定是否把资本投向国外。

　　　　这些官老板在创业成功多年后因心理不平衡而落水，被称为“58岁现象”。　　绿林好汉　

　　资本花枪抖得灵魂出壳　　　　时势造英雄，第三代企业家是绿林好汉，仿佛石头里蹦出来的。像张宏伟、鲁冠球、步鑫生、牟其中、禹作敏、马胜利、刘永好、周正毅。张宏伟办银行了，马胜利歇了，周正毅进去了。单说这周正毅，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他还真没那能耐境内境外资金一通折腾，没两天就玩大了，就玩进去了。

　　　　第四代企业家是从官老板中转变出来的，至今半官半民，应该算是准企业家。如蛇口的袁庚、长虹的倪润峰、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万科的王石、海航的陈锋。比起前辈，这代企业家更多地游刃于资本运作中，把个资本花枪抖得灵魂出壳。这些企业家的个人收入也比前辈多得多，但产权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华晨产权事件就是一例。辽宁省省长薄熙来2003年10月表示：“华晨集团前董事长仰融是华晨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和经营者，不是民营企业家。辽宁省接收华晨国有资产是执行国家的有关文件。”

　　　　仰融现在美国，并已在海外起诉辽宁省政府。仰融的律师称：1992年为寻求在美国顺利上市，仰融将自己拥有的华晨中国股权注入基金会。财政部国有资产管理局是在1993年9月补发的文件，以示实际完成华晨中国“红帽子”企业的程序，形成了表面是国有企业，实质是私人拥有的事实。

　　　　华晨事件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简单的投资来源不清晰的“红帽子”类型，它给中国政治和法律体制提出了一个严峻课题，将影响深远。

　　　　李经纬也为产权而跌倒。李经纬是中国企业界一株长青树，他用18年的时间把广东三水市的一间小厂培育成一棵摇钱树，其间健力宝上缴三水市政府28亿元利税。鼎盛时占当地财政收入的45%。后来健力宝开始走下坡路，三水市政府想赶紧出手，初要作价3.8亿元出售健力宝45%的股权，未果。李经纬提出用4.5亿元3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健力宝，被三水市政府拒绝，认为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末了，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3.8亿元收购了健力宝80%的股权。

　　　　李经纬的老板梦破灭了，被有礼貌地劝退出健力宝。李63岁了，住了院。此其时，2002年10月13日，广东省人大罢免了李经纬全国人大代表资格。长青树倒下了。有传言，李经纬涉嫌转移资产，数目上亿。到11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公布情况，李经纬只是“伙同他人以购买人寿保险的形式，侵吞国有资产331.88万元”。据说，这300来万只相当于一些上市公司老总的年薪。

　　　　李经纬案一出，有议论为“褚时健第二”。

　　　　为什么国企老板总是跌倒？设想一下，如果国企老总有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CEO韦尔奇十分之一的待遇，国企老板还会心理不平衡吗？衡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有一个指标叫微观环境，这不仅是网络接入等技术指标，国有资产产权的困惑也应是微观环境的一个指数。　　MBO近在咫尺

　　李东升摘得一朵花　　　　前仆后继，李东升是个幸运儿。

　　　　TCL集团本是国企，1997年，董事长李东升与惠州市政府达成协议，以企业增量奖励管理层。经过8年奋斗，MBO(管理层持股)只差最后半步。据报道，李的身家几达3亿。也许到目前为止，这是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开的最漂亮的一朵花。

　　　　也有另外的问题：官老板上岸当官后，他在企业里的利益如何处理？刘明康出任银监会主席，于是放弃了中银香港的173万股认股权。李毅中赴国资委任职，也放弃了中石化20多万股认股权，市值达48.5万港币。卫留成从中海油董事长转任海南省代省长，他的150万股认股权怎么办？

　　　　一纸调令，老板就成了官，在企业的利益就贡献了。那么，官老板在干企业的时候还会一心一意没想法吗？

　　　　第五代企业家就没有这些问题。他们来去清楚，或国际资本，或高科技入股，完全的市场经济，完全的与国际接轨。如丁磊、张朝阳和王文京。丁磊更是以75亿元身价刚刚荣列中国首富。

　　　　除去第一代红色资本家已经休息了，其他四代企业家都活力四射。这当然是市场竞争使然，而越来越多的洋人的进入，也使竞争日趋激烈，日趋规范。外资亭亭玉立悄没声地往你旁边一偎，便是个威胁，便得打起精神。这一点，李鸿章先生早就体会到了。当然，现在洋人不能动不动就掏枪了。

　　　　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闭幕后，朱镕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及电信价格，说：降得还不够，还要几倍地降！后来价格果然降了许多，固定电话初装费取消了，电话卡三五折地卖。如果说这是因为电信职工听从朱总理的教导，莫如说是几个电信大亨竞争的结果。

　　　　中国正试图拆散垄断大亨以引进竞争。而外资不用培养，天生一个竞争对手。不要再玩什么啤酒地区保护、汽车价格联盟之类了。过去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今天都在逐渐放开，如旅游、民航、交通、保险、银行、外贸、零售业；甚至服务贸易领域如法律、专利、广告、出版；甚至公共设施，如城市水务。

　　　　2001年7月底，在中国石油西气东输管道公司举行的首批10万吨X70管线钢的全球招标中，志在必得的上海宝钢在门前失手，韩国浦项综合制铁株式会社以低于中国宝钢每吨178美元的巨大价差拔得头筹。浦项的报价是每吨217美元，这使宝钢认定，浦项是低于成本价的倾销，并为此起草了一份“紧急呼吁书”，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宣布此次投标无效。

　　　　西气东输管道公司总经办秘书邵君说，若按市场经济原则，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宝钢的材料。但为了促进X70管线钢的国产化，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我们还是给宝钢安排了4万吨的生产计划，宝钢也降低了竞标价。

　　　　计划经济与WTO精神妥协了。

　　　　2003年月10月13日，国务院决定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此议的基础是，中国企业筋骨愈发强壮。要达到这个目的，惟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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