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以来的中日关系，是在风雨中前进的19年。一方面矛盾时有发生，阻碍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也日益加深，双边关系在磨合中不断前进。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中日关系的份量和意义无论在本地区还是世界都具有越来越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胡继平

　　难忘的蜜月——

　　回顾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日关系，在时间上不得不追溯到在中日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1983年11月的胡耀邦访日。早在1982年9月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华时，就曾当面邀请胡耀邦总书记访日。1982年11月中曾根上台后，先后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堂进、前外相樱内义雄等访华，再次向胡耀邦发出访日请求。在日本政府盛情邀请下，1983年11月，胡耀邦对日本进行了为期8天的友好访问，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也是第一次访问西方国家。在会谈中，中曾根建议在“和平友好、平等互惠、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三原则”中，加上“相互信赖”，并提议成立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胡耀邦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并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于次年访华。

　　中曾根到胡耀邦家中做客

　　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首次访华，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受到19响礼炮的欢迎，这是文革以来中国首次为外国政府首脑鸣响礼炮。中曾根还作为外国领导人首次率家人进入胡耀邦家中做客，首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同年9月，由两国学界、政界、经济界人士组成的“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在日本举行首次会议，此后基本上每年一次轮流在中日召开，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9月下旬到10月初，3000名应邀前来的日本各地青年，分别在上海、杭州、南京、北京、西安、武汉6个城市与中国青年举行了为期15天的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友好联欢活动。应该说这段时期中日两国政府的各种努力不仅将中日友好气氛推向一个高潮，而且通过“中日友好四原则”的确定、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成立、青年交流的展开等，为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阳光中的阴影

　　在中曾根执政的后期，日本出现一些对中日关系发展非常不利的事情，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增强，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中曾根更是明确提出“战后政治总清算”的口号，其核心是摆脱战败带来的“负遗产”，争做政治大国。1985年8月15日，即日本战败40周年纪念日，中曾根首相率内阁18名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5、1986年，日本文部省正式批准的教科书出现修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否认侵略等内容。日本司法当局在光华寮的产权判定中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日本政府却以国内法的“三权分立”、“行政不得干预司法”为由，迟迟不进行处理。……这些事情的发生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投下了阴影。

　　1987年11月竹下登任日本首相后，中日关系进入修复阶段。竹下登表示：“维持和发展同中国的良好关系，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1988年8月，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0周年之际，竹下登对中国进行了他就任首相后的首次访问。除修复政治关系外，竹下将扩大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作为发展双边的重要手段。访问期间，中日签订了《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竹下还发表题为《寻求新的飞跃》的演讲。直至1989年上半年前，中日关系总体上健康发展的。

　　日本是1989后

　　第一个解除对华制裁的西方国家

　　1989年“六四”风波后，日本与西方各国协同步调，对中国进行制裁，中止了第三次日元贷款的有关工作，严格限制对华技术设备出口，政府官员互访停止，民间友好往来也受到影响。中日关系再次出现停滞。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工作、日本财界的推动、日本国内友好人士的积极努力下，1989年8月上台的海部俊树内阁开始设法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解除对华制裁。1989年11月，日本政府恢复了对华无偿援助，1990年11月，正式决定恢复第三次日元贷款。海部首相还在1990年和1991年的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上呼吁“不要孤立中国”，强调孤立中国不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1991年1月，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作为“六四”后的首位内阁大臣访华。经中日间外长互访后，同年8月，海部首相访华，宣布解除对华制裁并恢复日元贷款，将恢复两国正常交往的过程推向完成阶段。这次访问全面恢复了中日政治关系，使经济合作得到全面恢复和加强，舆论认为中日关系“迎来了新的蜜月时代”。不仅如此，海部是“六四”后访华的第一个西方国家首脑，日中关系的解冻对中国当时外交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风雨飘摇——

　　1992年4月，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会谈，确认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构筑面向21世纪的新的中日合作关系。同年10月，日本天皇和皇后首次访问中国。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日本天皇访华将中日关系推上一个新的阶段。

　　用“台湾牌”牵制中国

　　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国际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内政界及舆论出现明显的右倾化，民族优越论再度抬头，“新国家主义”膨胀，反映在外交上，就是在领土、防卫、历史、台湾等问题不断发难，使中日关系出现严重的磨擦。1994年，日本政府不顾中国反对，邀请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访日，日台实质性关系得到提升，同时日本国内亲台势力膨胀，企图以“台湾牌”牵制中国，积极推动邀请李登辉访日。日本首相助理冈本行夫公然表示，“台湾海峡在日本附近，日本是(海峡两岸)纠纷的准当事国”，“台湾海峡的安全是日本安全条约的对象”。

　　靖国神社·钓鱼岛·中国威胁论

　　在1995年迎来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日本右翼再次刮起历史翻案风，否认侵略历史，反对国会通过《不战决议》。1996年，“日本青年社”等日本右翼团体多次登上钓鱼岛，从事设置灯塔等活动，企图使钓鱼岛“作为日本固有领土得到国际承认”。同年7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此外，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日益得到宣传，政府的《防卫白皮书》明确提出“有必要关注中国军队的动向”。

　　高层保持接触

　　1996年年末起，在双方各界的努力下，中日关系的下滑势头基本上得到遏制。1997年3月，日本外相池田行彦访华，与中国外长钱其琛会谈，一致同意借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机推动首脑互访，从而为“正式改善关系”迈出了第一步。9月，桥本首相访问中国，使中日关系经过全面磨擦后出现改善的转机。11月，中国的李鹏总理访问日本，提出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五原则：一是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二是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三是加强对话，相互了解；四是互利互惠，发展经济合作；是面向未来，实现世代友好。这五项原则是对中日建交25年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发展两国关系的经验总结，对缓和双方磨擦、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9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20周年之际，迟浩田作为中国国防部长首次访问日本，使中日安全对话进入一个新层次。接着胡锦涛副主席访日，受到日本朝野的高度重视，年底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作为中国元首访问日本，双方为发展新时期的中日关系签署了继《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又一个历史性文件——《中日联合宣言》，还确定了33项合作项目。此后，1999年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华，在落实33项合作项目上迈出重要一步。2000年朱镕基总理访问日本。至此，中日关系虽然时有磨擦，但总体上还是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艰难前行——

　　进入新世纪后，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摸索期。小泉纯一郎于2001年4月就任首相后，多次表示“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并否定中国经济威胁论，表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遗憾的是，小泉出于政治需要和错误的历史认识，分别于2001年8月、2002年4月、2003年1月三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在最近表示还会继续坚持一年参拜一次的做法。虽然小泉多次表示参拜靖国神社并非美化战争，而是为了不再发生战争，参拜不会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障碍，但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得到中国国民的认同。小泉参拜使得历史问题再次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瓶颈。一方面，中日间经济合作不断得到深化，双方不仅在2002年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而且确立了“经济伙伴关系磋商机制”，双边贸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其他合作也在稳步发展，但另一方面，政治上的首脑互访却事实上处于停顿状态。

　　当前中日关系中出现困难也是多方面的因素所致，既有小泉个人因素，也有日本国内大环境的变化，如经济低迷导致的自信心下降、民族主义情绪的急剧膨胀、对中国国力强大的心理不适应等等。

　　在中日关系近20年的历史中，尽管出现了一些曲折和困难，但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双边关系基本保持了不断发展的状态，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合作成果喜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日两国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只要中日双方继续重视这对双边关系，从大局出发，不断努力，就能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使两国关系不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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