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吃草

　　上周，我沿着陕西华县境内的渭河河滩徒步而行，这里刚刚送走洪水，堤内的农田绝收，村庄倒毁。

　　目睹灾民流离失所，心里不是个滋味。可是，有时真相比现实更使人痛苦。一周的调查，我越来越肯定，渭河之患，看似天灾，实为人祸。先是洪灾过后的陕豫晋三省协调会上，水利部一位副部长首次公开承认，三门峡“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继而我国水利界的元老张光斗以九旬之躯，挺身而出，掷地有声，“三门峡是个错误”。

　　一场大灾之后，良知的声音历经风雨，总算得到了正义的支持。我在西安见到著名的泥沙专家曹如轩教授时，这位已年过古稀的女专家，拿着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绘制的图纸，感慨“学术僵化，容不下异己”的年代，“反对派”却要被扣上“反动派”的帽子。

　　三门峡大坝于1957年开始论证，方案由苏联专家提出，当时，国内将苏联的一切奉为经典。曹如轩记得，黄炎培之子黄万里，时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在会上坚持反对的意见，直至明知不可，扔下一句，“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因为这句话，黄万里在反右和文革中，饱受打击，被下放到三门峡劳动教书。当时的反对者还有一个叫温善章的人，在许多人睁只眼，闭只眼，或者睁着眼睛说瞎话之时，他依旧上书痛陈利害。同样，他也为此遭受了几十年的坎坷不平。 今天渭河的现实以及肆虐于陕西的洪魔已经证明，真理恰恰被当年的这些“反对派”掌握着。三门峡大坝建造时，设计思想是“挡沙、发电”，然而阻挡下来的泥沙如何处理？在功利欲驱使下当时就根本没有考虑排沙。以至阻下来的泥沙在上游不断淤积，导致渭河河床抬高了六七米，四十年间，在关中制造出一条新的悬河！

　　需要提醒的是，早在60年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就已被发觉，当时周恩来曾经专门为此召开过四省协调会。此后十余年，三门峡经过两次改建，增加了排沙口，并规定了在汛期和非汛期的蓄水位（都比设计标准大大降低了），一系列改良举措经过专家的论证，理论上起码能使渭河的病情不致恶化。然而，为何渭河河床依然不断抬升？此间原因，曹如轩教授告诉我，说白了，政治因素淡了，可是短视的利益又开始作怪。她不避讳地说，利益左右了许多部门的学术良心，常年不按标准蓄水，部门多收了电费，却让上游蒙受洪涝之灾。

　　三门峡是建国以后在黄河流域拦起的第一座大坝，与许多标志着“第一”、“最大”的重大工程一样，国人还喜欢赋予其宏大的政治色彩。即便有朝一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也碍于面子，遮遮掩掩。然而科学终归是科学，非政治和利益所能左右，尤以涉及公共民生者为最。倘若将话语权垄断，离开民主的决策和约束，一定要偏离理性的轨道。由此看来，三门峡错了就是错了，不管是开闸泄洪，废弃发电，还是日后将大坝还给自然，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四十年的错误倘若还换不来说句真话、办点真事的决心，那才是更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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