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宁

　　●解决高校教师的待遇问题十分必要，但是现在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就是将待遇问题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好像中国知识界缺少创新、缺少创造力完全是由于待遇太低造成的，以为待遇越高创造力就会越强

　　●对于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来说，创新的原动力恐怕更多地在于他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物质生活条件和创新能力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

　　●提高高校教师待遇，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将物质奖励的作用看得绝对化，恐怕还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其结果也将肯定和他们以为能达到目的相去甚远

　　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曾经是长期困扰高等院校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脑体倒挂”在前些年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国家不断的加强投入，高校教师的待遇尤其是一些重点高校教师的待遇得到了很大改善。其中在一些热门的院系、专业，其教师的收入又大大高于同校其他教师，购买私人轿车乃至别墅等早已不再是梦想。

　　解决高校教师的待遇问题十分必要，在经济生活日趋繁荣的背景下要求他们独守清贫，只讲奉献，“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显然并不实际。但是现在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就是将待遇问题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好像中国知识界缺少创新、缺少创造力完全是由于待遇太低造成的，以为待遇越高创造力就会越强。于是各个高校之间互相攀比，炒作不断，又是“年薪制”，又是“终身教授”，乃至推出了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天价教授，颇有“钱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至于各类奖项也是名目繁多、层出不穷，获选人都可以得到较高的津贴。前些时候更有高校独辟蹊径，干脆对学术著作、学术论文来了个“明码标价”。

　　以笔者的愚见，待遇和创造力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许多伟大的思想、杰出的成果，倒常常是在生活比较窘困的时候完成的。曹雪芹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境况下写出了不朽巨作《红楼梦》；延安窑洞里诞生了毛泽东同志最杰出的理论篇章；“两弹一星”的元勋们研制过程中甚至有时还要饿着肚子；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最有价值的研究也是在他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中进行的。

　　对于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来说，创新的原动力恐怕更多地在于他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物质生活条件和创新能力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19世纪的物质生活远不及20世纪，也还没有诺贝尔奖，但是20世纪人类在科学、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就其高度和影响力而言，却还是不能和19世纪相比。目前国内上下对于诺贝尔奖的期盼至深至切，其程度恐怕不会亚于期盼奥运会，笔者也曾经开玩笑地同一位教授讨论，假如给你一亿元的资金，你能否得一个诺贝尔奖回来？以我们国家之大、诺贝尔奖空白的历史之长，笔者以为花这一亿元还是很值得的，但教授却只是摇摇头表示绝无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对于一位思想家来说，他的创造性成果更多地是基于对人类、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基于一种博大的胸怀、自觉的责任。马克思《资本论》的全部稿费还不够支付他写作过程中抽劣质香烟的费用，古今中外又有哪部伟大著作是在“明码标价”之下完成的？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难道今天的学者们都已经降低到仅仅为了物质奖励才会去从事创造性工作？

　　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而言，有时候倒需要一些特立独行，需要有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或许才更能产生创造性成果。笔者很赞成李敖评价胡适的一句话：“一个那么重要的人，却做了那么多不重要的事。”胡适先生为人和气，在各种应酬中浪费了太多时间，以他那么大的才气和名气，却并没有为后人留下太多的精品，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如果我们的教授都是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怎么多赚钱，怎么装修房子这些“不重要的事”上，又怎么能期望他们做更多“重要的事”呢？现在一些已经成名的学者，其主要的学术成就大多也是在前些年物质生活还比较贫乏的时候完成的，现在物质待遇大大提高了，反倒不见有多少新的杰作问世。

　　提高高校教师待遇，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将物质奖励的作用看得绝对化，看得至高无上，恐怕还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其结果也将肯定和他们以为能达到目的相去甚远。“明码标价”之类可以休矣。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