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董永雷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为交通管理执法的一线交巡警，笔者对“在本法规定的罚款幅度内，规定具体的执行标准”尤其敏感，原因来源于具体的工作实践：以一名驾驶员驾车行驶至路口压分道线更换车道为例，他显然违章了，但如何处罚？根据现在正适用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有口头和书面警告，按“路口不按规定行车”罚30元，按“违反标志、标线”罚5元，按“违反标志、标线”单处吊扣一个月以下驾驶证，按“路口不按规定行车”或“违章变更车道”单处吊扣两个月以下驾驶证乃至可以教育一下，然后走人。同一个违章行为，可以有七种不同的处理结果。

　　从违章者的角度来讲，完全有理由和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提出“交涉”：我违章了，可以教育，为什么要警告；应该罚5元，为什么罚30元；罚款就行了，凭什么吊扣；你们凭什么标准进行“自由裁量”！从警察的角度来看，面对“顽固不化”的违章者往往处罚得重一些，而对“态度较好”的就可以从轻处理。这就带来了问题，同样的违章行为，造成同样的后果，但处理的结果却大不一样；同时也为“托付人情”留下了“合法”的口子。

　　因此，我希望在细则制定过程中，能够减少对“具体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规定的模棱两可，尤其要限制甚至取消其“灵活性”，这是为了法律的威严与公正。摘编自《南方都市报》11月4日文/董永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