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永成
《珠海宣言》作为在中国发表的第一个世界性宣言，表征了中国对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期盼。这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之间应该“平等互惠、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是所有国家都不能不参与其中的客观的历史进程。但在审视和参与经济全球化时，恰当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
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秩序的以下特点不能忽视：西方(资本)主导性、全球化产生红利的分配不公平、各个国家相互依存具有不对称性，等等。这些特点，导致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不断发展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边缘化；资本在全球范围追逐利润的同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产者日益工具化……正是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这些不公平、不公正、不均衡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经济全球化进行重新审视，勾画世界经济新秩序。
《宣言》由中国学者倡导和组织起草，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以外的视角去审视全球化，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全面地就世界经济新秩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发表的宣言更多地考虑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合作与发展不同，《宣言》强调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富裕的责任和义务；与强调“南南合作”的万隆会议等发展中国家所发表的宣言不同，《宣言》不仅讨论“南南合作”，而且讨论“南北合作”、“东西合作”等涉及全球经济发展的热点、疑点和难点问题。《宣言》既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又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强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存，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宣言》表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希望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决心，反映了中国人以自己视角塑造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秩序的强烈意愿和负责任态度，意义深远。
《宣言》的远景无疑是美好的，提出的许多主张也是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和要求的。但问题是，在一个以实力论英雄的时代，作为弱者，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怎样才能与强者“平等互惠、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显然，强者的恩赐和同情是靠不住的，而《宣言》提到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具有关键意义。这里的能力，主要是政府能力。
例如，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宣言》提出的日益增长的收入和财富在“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进行公正、平等的分配”，离开强大的政府能力是不行的。在世界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资源和利益的分配不仅要受市场规律和价格机制的支配，而且受政府能力和机遇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同国内市场上的经济主体一样，也是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宏观经济主体，它也要寻求最大限度地获利，同时减少本国人民的成本。一个国家政府能力的大小决定着其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机遇的能力、获得利益的大小。
再如，宣言提出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全球经济资源。”理论上讲，各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发展自己具有优势的行业是“经济”的，但是任何一国的优势均是一种“潜在”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和人为性，其发挥更加注重技术、人力技能及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政府作为一国资源的组织者和动员者，如果它不具有对潜在比较优势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开发能力，潜在比较优势往往会变成比较劣势。
世界银行曾在其报告中深刻指出，全球化是对能力不足政府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能力的差异造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收益的差别。因此，要实现《宣言》提出的目标，发展中国家必须根据全球化竞争的要求不断进行社会动员能力、政策创新能力、利益整合能力尤其是国际竞争能力等的建设。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构建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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