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东说，举报中考舞弊后，他遭遇一连串“厄运”，但并不后悔 本报记者 万静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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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万静波
9月29日下午，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彭国东诉湘乡市教育局非法拘禁一案。审判庭是该院最大的一个，旁听者却一直挤到了法官席前。除了湘乡市教育局组织来的教职工外，更多是从几十公里外自费乘车赶来的退休老教师们，这些苍苍白发的老人大多坚持听到了最后。一位退休的老领导和被告席上的教育局官员认识，他接过对方递来的矿泉水，说了句“笑话”：“水喝你的，但板凳我要坐彭国东的。”
4年来，彭国东先后打了多场官司，而这些都起因于他4年前举报湘乡中考舞弊。
中考试题泄密？
1999年6月19日下午2时半，湘潭市教育局接到举报：湘潭所辖的湘乡市月山镇发生考题泄露事件。
此时，正是湖南全省初中毕业会考第二天。
举报人是彭国东，湘乡市六中高三班政治课教师。
前一天下午，彭国东在校园里遇到他教过的高二班学生李小勇。两人先谈了些别的，后来，李小勇忍不住说了件“蛮严重”的事：
“上午我在校园里看到湘乡市公安局看守所×所长手里拿着下午才考的初中毕业会考语文试卷，好像包里还有其他科目试卷。”
当晚，彭国东辗转难眠。经过必要的核实和整晚又一上午的深思熟虑，彭国东用家里电话匿名作了举报。
但他没有想到，厄运从此开始了。
接到上级通报后，湘乡市教育局旋即成立调查组，赶到与湘乡六中同一校园的先锋中学考点调查，并几乎于当天就作出结论：考卷没有泄密，举报人是虚假举报。
6月20日，在没有得到法定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湘乡市教育局通过公安、电信部门查知，电话是从彭国东家打来的。
当天晚上，湘乡市教育局纪检书记张建威、湘乡市监察局干部徐某等3人突然来到彭国东家中。
此时彭国东正带着六中两个高三班的政治课，半个月后，毕业班学生就要参加高考。在得到张建威“最迟明天早上回来”的承诺后，当晚，彭被带到湘乡市教育工会招待所306房间。
结果，在有人寸步不离地轮班看守，“不准与外界有任何接触和通讯联系”，“不断被不分昼夜地轮番突击审讯，责令承认诬告和写检讨”的情况下，彭国东在306室一呆就是8天、181个小时。
但“冥顽不化”的彭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
几个月后，湘乡市教育局作出了《关于彭国东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在举出彭当学生时“曾因熏鱼失火”而受过的其实早已被撤销的警告处分等“历史问题”后，该决定最后说，彭国东“特别是在今年全省初中毕业会考中，于6月19日捏造事实，越级向省市教委举报他人窃取会考试卷的情况，严重干扰了会考工作，造成了很坏影响。且在组织找其调查了解情况期间，认错态度差。为严肃纪律，教育本人，根据有关规定，经集体研究决定，给予彭国东行政记过处分”。
一连串遭遇
1999年8月中旬，湘乡市教育局职评股通知彭国东，因举报一事，湘乡六中申报中教一级职称的名册报到湘潭市教委后，他的名字被划掉了。
彭国东已在湘乡六中任教14年，是一名公认教学能力较强、很受学生爱戴的老师。8月下旬，学校通知他，他在湘乡市教育体制改革中落聘，成为该校教职工中惟一的下岗者。去找校长，校长反问他：“难道你不知道为什么吗？”此后遇到湘乡教育局某局长来六中，彭抢上去讨说法，局长冷冷地说：“你那个电话就是打错了。”
这还不是全部。
落聘后的彭国东曾到一所私立高中代课，颇受学生欢迎，但3个月后，学校又不要他了。彭去问，校长笑得很苦涩：教育局有人打了招呼，我们哪还能聘你？
彭国东为了寻回公道曾两次被人打伤。今年6月，彭第二次受伤，“脑震荡”、“左肾上极戳裂伤11－13毫米”、“听力下降”、“视力下降”，当他被送进医院拍片时，整个手背红肿得像个肉球，结果竟是“正常”。第二次复查是他父亲陪着去的，做检查的还是同一人，正好他父亲认识，“没想到是你儿子”，这才鉴定为“手指骨折”。
在被迫离职的4年里，彭国东一个月只拿260元，连生计都成问题。全家租住在湘乡城郊的一所民房里，房租一个月110元。本报记者去过他家，除了冰箱和彩电，几乎没什么值钱家当。
他家人也受到牵连。妻子是一名高中地理教师，师大地理系毕业，上课在同行中颇受好评。本来好几所城区中学都要她，但就是调不去。有学校公开招聘地理老师，他妻子也参加了考试，最后前6名里有5人试讲，惟独跳过考了第三的他妻子。有人抱不平，校领导无奈地解释：“你们不知道吗？她是彭国东的……”
证人证言
是彭国东举报失实，还是湘乡中考舞弊疑案实有其事？尽管事发当天湘乡市就有了“调查”结论，随后还作出了“处理决定”，性格倔强的彭国东却坚信自己没错。
1999年9月30日，彭国东向湘乡市人民法院起诉，诉称湘乡市教育局对他实施了非法拘禁。他告诉本报记者，当他走上法庭原告席时才发现，对方所谓的“调查”其实只是象征性的，除“调查”了学生李小勇外，他们几乎没有向法院出示过任何可信的书面调查结果和调查笔录。
2000年夏天，彭国东开始寻找证人。举报所涉及的湘乡市公安局看守所某所长的女儿是在月山镇石柱中学052考室应考，找到当时同一考场的考生或监考教师，是他的寻访重点。
正是“双抢”（抢收、抢种）时节，烈日当空，彭国东骑上自行车，一个个地找。由于考生和监考老师大多家住农村，当地多为丘陵山地，他又人生地不熟，有时蹬了一整天车，也未必能找到一个。更难的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方又怕报复，不肯签名作证。彭国东曾不惜6次往返于一个十多公里外的学生家里。有时晚上回家顾不上洗把脸，就已累得倒头睡着了。
就这样，彭国东先后找到了60多个愿意作证的教师、学生，取得了60多份证人证言，所有的学生证言均有家长作为法定监护人签名。彭认为，这些证言清楚地表明：考题泄露、考场舞弊事件不仅发生了，而且各组证据还相互印证地勾勒出考题泄露、考场舞弊行为是如何在相关人士的支持、配合、默许下发生的。
记者走访见证人
10月上旬，本报记者在湘乡市月山等乡镇，走访了其中的几个主要证人。
李芳是当时同在052考室的考生，成绩优秀的她已于当年考上了湖南省一职业技术学院。
事隔4年多后，有关“猪”的比喻，李芳的母亲江淑华还清楚记得，“那些人像猪猡，真蠢！”这是女儿考完回家后骂那些舞弊者的话。
李芳描述说：“当时考场里有两三人舞弊，答案是家长拿进来的，有两个家长，其中一个是穿警察制服的，他进来过一次，还有一个是穿便服的，他进来得多一些。”
“他们一般是拿个矿泉水瓶子，下面有纸条，她们就摊在桌子上公开抄，一个人抄完了，有时还有老师递条子。”
“当时我真想在考场喊，但后来忍住了。”考完后，别的考室同学很羡慕地说：“你们沾光喽，抄得那么厉害！”
10月3日，记者在湘乡市壶天中学采访了该中学语文教师刘建军，刘曾是052考室的监考老师。他说：“当时不知道所长姓什么，看他站在考室门口，我们还开玩笑：这次考试保卫工作做得好，公安局都来人了。”
“听他说，跟教育局×局长打了招呼，有两个学生考警校，跟其他考生没什么关系（意为舞弊的话，其成绩不会对其他考生有影响）。”
“这个考场抄得很大胆，把东西放在桌子上抄。有考生站起来举报，我们把抄的东西、纸条之类的没收了，交给了×××（副主考官），听说他反映给了市教育局来的巡视员，没什么反应。”
李芳和刘建军的证言，在本报记者的采访中，还得到了其他教师和学生证言的佐证。据了解，其中一个舞弊学生考上湖南省某警校后，已改换了姓氏和名字。
湘乡教育局：证据“不可信”
我国法律早已明确规定，只要没有“有意诬陷”的动机，举报人哪怕举报失实也不受法律追究。彭国东说，他的举报明显不是“有意诬陷”，举报所涉及的那位所长也书面作证：和彭的叔叔与父亲“平时关系好，没有什么仇怨”。
但是，对于彭国东所诉湘乡市教育局对他实施了“非法拘禁”，教育局辩称：是“对彭国东采取‘两指’（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交代问题）措施，系行政机关内部管理行为”。
2000年4月5日，受理此案的湘乡市人民法院支持教育局的辩词，并裁定“此案不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驳回起诉。
彭国东不服，上诉至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仍被驳回。此后4年，虽有众多证人证言，颇受湖南法学界关注的彭国东诉湘乡市教育局一案却屡诉屡败。义务代理此案的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捷用一句话点评：“这件事其实很简单，只是被人为复杂化了。”
今年9月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的直接关注下，此案在湘潭中院再次开庭审理。对那些证明湘乡中考舞弊案确有其事的证人证言，本报记者在审理现场注意到，湘乡市教育局的代理律师仅笼统地以一句“不可信”作了回避。
李小勇在哪？
大受影响的还有最早告诉彭国东舞弊事件的学生李小勇。彭举报后第三天，湘乡市教育局找李小勇多次问话。之后，在教育局提供的笔录材料里，李小勇否认和彭说过类似的话，彭的所为是“诬陷”。
教育局对李小勇的调查，正值他高二会考前夕，几天后，平时成绩不好也不差的李小勇4门功课没通过。后来，李小勇高三没有读完就辍学了。
以后4年里，这对都离开了校园的师生断续碰见过几次。两人遇着了，彭国东就递给他一张刊登此案的报纸，李小勇低头接过，眼神一触即走。谁也不说话，像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国庆期间，在本报记者的陪同下，彭国东终于鼓起勇气去寻找李小勇。他有些害怕面对李小勇的家人：一个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突遭变故被迫接受教育机关的查问时，恐惧和压力将怎样扭曲他的心灵？更何况，这份恐惧和压力是因他彭国东而起。
10月3日上午9时许，本报记者和彭国东终于找到镇新铺村李小勇家中。李小勇母亲说他不在家，满怀警惕地在门口接待了我们。她知道彭国东，而李小勇，她一会说是在附近某镇，一会又说“到广东打工去了”。
想和李小勇谈一次的想法，终于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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