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的一些专家分析说，从法律层面来看，无疑政府职能部门是打假主体，因为他们是法律授权的执法主体。但是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审视企业从动机、侦查、制订行动方案、组织查处以及到善后处理等打假的全过程，企业已成为实际上的打假主体，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怪现状，对打假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一是助长企业“知假买假”行为。由于职能部门几乎不做任何打假前期调查工作，企业要把他们“请”来打假，往往需要有力的证据。为抓到造假者，企业只好花巨款去买假货，往往企业授意的买假者被公安部门抓起来盘问，甚至被拘留。业界人士称之为“套货”“钓鱼”。

　　去年12月，为使公安部门将造假者抓捕归案，广州的一家“调查公司”向线人提供10万元人民币，在广东汕头市购买大批假冒口香糖。广东某牙膏生产企业为使职能部门掌握证据，曾经派人拿12万元现金到广东潮阳买假货。

　　一些企业负责人无奈地说：“买假是不合法的，要追究责任，但在当前政府部门‘被动打假’的情形下，这样做却合情合理，确属不得已而为之。”

　　二是部分企业有假打不起、有假不愿打，甚至出现职能部门“差别化打假”的情形，最终受损害最大的还是消费者。打假主体的“错位”，导致政府部门的打假职能淡化，打假失去了应有的威力，在社会上产生“谁有钱谁打假”的不良影响。丝宝集团公司品牌权益办公室华南区负责人说，随着打假行为日趋“企业化”，当前洗护用品企业的打假成本越来越高，但效果却越来越差，投入产出比低，相当一部分企业甚至不愿再提打假：与其声势浩大而收效甚微地打假，让消费者知道产品有假货不敢用，不如干脆放弃打假。

　　据知情人反映，由于打假的所有花费基本由企业来支付，一般的情况是假冒谁的产品谁按比例负责花费，但一次打假行动可能会打出没有参与企业的假货，谁来出搬运费、储存费等相关费用是个难题。遇有这种情况，职能部门常常只处理参与打假企业的假货，而对于其他企业的假货或置之不理或象征性地“封存”，从而出现假货回流的现象。

　　三是经常上演“鼠猫游戏”，假货越打越多，甚至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打假怪事。美晨集团公司曾经陪同广东潮阳市技监部门去打假，尽管前期侦查踩点工作已经做得相当充分，但等大队人马赶到造假窝点时，造假者却在门前拉起“热烈欢迎企业和领导参观指导”的横幅，假货已被全部转移，其场景让人哭笑不得。

　　去年8月，一家牙膏企业陪同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某分局查扣了两卡车假货、两台牙膏灌装机，并封存在这家企业的仓库里。令人不解的是，用于运送假货的两辆卡车分别在查扣第3天和第15天后，被人不明不白地拉走。今年初，这个分局又要求拍卖两台牙膏灌装机，理由是分局要搞“创收”，在企业的一再反对下，分局只好放弃。

　　（新华社广州11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