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清生都市不完全是放大了村庄，村庄肯定是人类的集体居住的起源，在加速现代化的中国，仍有九亿农民为村庄居民，中国的现代化文明建设显然绕不开村落文明建设。据《京华时报》11月6日报道，马坊村“出于治安和传染病考虑”，突然对一个居住着100多户外来人口的大院实行先武后文，10月21日，马坊村村委会来人在门口倒了两车渣土把门封死，过了两天再贴出通告让他们在10月28日之前搬出去，随后陆续有十多户住户搬走，29日村委会来人说，没搬的就不用搬了。可是，在11月5日，村委会派人将大院铁门焊死，大院中的居民只得翻门出入，小孩出入则由成人由门内外传入传出。此举，于现代的“法”和传统的“理”都无依据。

　　要说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当初出租房屋让外来人口居住，是为了获得房租这个利，但一朝考虑到“有害”即将他人悉数逐出，这恐怕不符合现代合同法中的租房契约规定的“房主收回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客户”的原则，尤其是对那些“经营型”的租居者，试想他们中有同时承租了村民的土地的人，这期间终止的租居权，经营损失谁来承担？在今天，城市周边出租房屋和土地供外来人口居住与经营十分普遍，秋天在南方访问一位安徽铁匠时，他也遇到这种情况，他在当地打了13年铁，主要生产镰刀。非典期间，村庄将他从铁匠作坊逐出，他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走上漫漫回乡路。但是，家乡的村庄，同样不欢迎这位他乡游子。驱逐一个人或一群人容易，但是具体到每一个被驱逐者头上，他都要承受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包括经济损失，有些人从此破产。类似情况，在城市比较受人注意，仅一个“拖欠民工工薪”就惊动了总理，乡村的事则不容易进入文明关注视野。

　　经济迁徙是每一个公民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今天在国土上生活的人们，多数是历史和现代迁徙者，真正“原居民”不多，迁徙本身包含着一种“苦难”，少点人文关怀且不论，但不能像马坊村这样，人还没有搬走就将人居住的大院铁门给焊起来。它于现代文明是严重背离的，你要获利，就要有承担“害”的风险，不能你获利他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