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从明年1月1日起，上海市将停止使用“沪○”专段车牌，改挂普通民用车牌和沪警车牌。（见《解放日报》2003年11月5日）这是继武汉等地推出公安车牌改革方案后，又一起新闻事件。

　　车牌作为车辆的一种识别标志，其本身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然而，曾几何时，公安专用的○段车牌成为了特权车的标志。无论是执行公务，还是因私出行，只要挂上○号车牌，便会一路畅通。个种缘由非常简单，谁让管理交通的警察是自己的人呢？

　　所以，我有一点点担心，取消了○号车牌，如果不根除特权思想，问题依然会存在，只不过司机多一道出示工作证的手续罢了。从专用的公安（GA）牌照，到○号车牌，虽然游戏的形式变了，特权不还是如影随形吗？因此，对更换牌照这种举动，我们且不可欢呼雀跃。因为谁知道还会不会冒出何种形式的特权？

　　不过，取消名声不佳的特权牌照毕竟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不管今后再冒出何种特权，取消已经存在多年的特权总是一个新闻事件。现代行政的理念应该深入到每一个政府官员的骨髓里，而不仅仅表现在车牌上；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也应该体现在精细的制度约束上，而不是浅表的形式变迁上。德国总理施罗德先生因为夫人搭乘了公务专机，不得不额外掏出数千欧元。为了节省自己的开支，周末施罗德不得不舍弃豪华防弹轿车，而驾驶自己的大众高尔夫轿车出外度假。所有这一切在西方人看来是如此地自然，可在中国人的眼里却是如此地怪异。因为施罗德的行为不乏社会监督，而中国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所受的监督压力显然小得多。如果缺乏自律，他律又乏力，车牌的更换有何意义呢？

　　公车私用在中国早已是顽症。凡是悬挂○号车牌的公车几乎都成为了执行公务的代名词。在用车问题上，一些机关从来就没有做到过公私分明。因此，我认为取消○号车牌，可能更便于公车私用，更难以监督。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将这些公车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是将公安及其他政府机关的用车凸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便于公众的监督。

　　要解决特权车的问题，还必须解决某些管理者的特权思想问题。如果特权思想依然存在，不管挂不挂Ｏ牌，原来的特权车使用者都有办法获得种种特权。公安机关作为中国的道路交通管理机关，如果无法解决自己的特权车问题，而仅仅在车牌号码的更换上打转转，人们很难想象它能从根本上管理好交通秩序。报道说，上海市要痛下决心，对违章警车“施以重罚”。但既然处罚者又是自己人，谁能保证处罚时不会手下留情呢？

　　在发达国家，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监督机构和手段监督政府权力。在对待公车牌照这个问题上，我们除了更换牌照之外，更要参照发达国家的管理和监督方式。眼下车牌的更换，只是形式上的一小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公安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必须搞好自身监督，允许社会监督。否则，这次车牌改革又会变成一场游戏而已。（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