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鹏飞，21岁。1998年2月6日，宋鹏飞不小心坐到沙发上放的一把剪刀上，大腿内侧被刺伤。十天后因伤口感染到山西临汾第二人民医院复查，医生建议动手术，术前输血300CC，术中因为不割断大腿动脉，又给他紧急输血约1000CC。后来才知道，血液来源是一个血头拉来的一位和宋鹏飞年龄相仿的男孩。

　　几天后，主治医生建议宋父转院治疗，于是他们来到北京304医院，入院检血中发现宋鹏飞HIV呈阳性，医院当即要求宋鹏飞出院，片刻不得耽搁。他们只得在走廊冻了一夜，次日，医生才告诉宋父，他儿子得了艾滋病。3月份，因为把家底几乎都花光了，他们只好回到老家，面对他们的是更加无情的驱逐。

　　肇事的临汾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护士到他家慰问，走后把他们身上穿的白大褂、戴的口罩全扔在村口，后来市里领导也戴着橡胶手套来，仍不敢跟宋鹏飞握手。这些奇怪的举动引起了乡人好奇，很快，宋家孩子得了“脏病”的消息传遍了四乡八里，亲戚朋友们不再登门不说，还有许多奇谈怪论传出来：“他们家的水流出来都是有毒的。”“他们家扔出来的咬过的苹果要是让你家的狗吃了，八成要死掉。”

　　他们家成为村里的“孤堡”，跟原先人人巴结奉承的局面完全不同，附近的邻居纷纷搬家。不久，村里一百多号人自愿开着车到市政府请愿，要求采取措施不让宋家继续在村里居住。

　　在种种压力之下，宋家只好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他们的考虑，一是北京方便医治，二是为了打官司方便。他们要告的不仅是临汾第二人民医院，还有那家首次将宋鹏飞的真实姓名泄露出去的国家级新闻媒体。那家媒体使得宋鹏飞被迫成为中国第一位有公开姓名的艾滋病感染者，成为众多媒体的公共资源。

　　为了自己的病，染病时候年仅16岁的宋鹏飞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方式寻求援助，除了把希望寄托在律师能够打赢官司争取回医疗和生活费之外，他还努力寻求了“外援”，一个小小少年的勇敢与大胆展现无遗。

　　1998年4月，宋鹏飞查阅艾滋病网页时，发现了世界艾滋病大会的会议通知，那份通知鼓励世界各地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参与会议，宋鹏飞当下在网上给自己报了名。不久他接到了与会的邀请涵，8月，他独自一人，带着悄悄办下的护照登上了前往马来西亚的班机。在那次会上，据说有数百名中国官方卫生部门的官员与医生学者，却没有由官方渠道参加的“中国病人”。

　　曾经，宋鹏飞身上积攒了很多强烈的仇恨情绪，这仇恨包括对让他染下这带来无数祸害的病的那些人：医生、血头、还有后来的各级官员、法官和律师、纷纷来临却没有多大帮助的记者们。但当时处在“叛逆”的成长阶段，以及他在无处容身中不断迁移的遭际，使得他的仇恨和那么点没有太大恶意的所谓“复仇”成为合乎情理的事情。

　　唯一例外的是那个当属于他的直接传染者、那个大他一岁买血的男孩，宋鹏飞说他后来来北京向他道过歉，而他之所以染上艾滋病毒也是因为血头把几个同血型的买血者的血抽出血清后“回抽”，他其实也是另一个受害者。宋鹏飞说：“从那以后就没有他消息了，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说这话的时候，他很有股“人在江湖”般的感世伤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