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州11月10日电（记者车晓蕙、陈钢）“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记者最近在江苏、上海、广东等省市调研采访时发现，随着国际制造业加速向我国转移、早期投资的一批外资企业增资扩产的需要，新一轮招商引资的热潮正在沿海地区兴起。但热潮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急需引起警惕：许多地方一味追求ＧＤＰ为主的经济指标增长，致使区域间招商引资竞争变成了低水平的“让利竞赛”，不仅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经济社会发展也深受影响。

　　闯红灯 破法规 招商竞赛愈演愈烈

　　前不久，德国一家ＩＴ企业与已在上海投资的跨国公司中芯国际集团签订了产品配套协议，并准备在张江高科技园区投资10亿美元建设集成电路厂，但在谈判一年多快要落户时，附近一个地区以更优惠的条件把项目“拉走”了。上海外经贸委外资审批处一位负责人说，那个地方开出的条件是土地更便宜，减免税收的优惠也比上海增加了一倍。

　　事实上，近年来基于地方利益的这种外资项目争夺战层出不穷。原在广东东莞投资的一家台资企业一个8亿美元增资扩产项目被拉到了广州开发区，全球著名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广达电脑准备在江苏昆山投资，已经开始招工时，又被上海松江争取了过去。这些争取外商战的“筹码”就是地方让利：拼地价，比税收减免等等。

　　以土地为例，许多地方以成本价以下的价格招商已不是秘密。在苏州，土地开发成本大约在每亩20万元左右，而目前苏州的地价已降至每亩15万元以下。江苏吴江以及浙江宁波和杭州，则将地价直接压到了每亩5万元，无锡甚至降到2万至3万元，就是上海一些郊区也拿出了每亩5万至6万元的低价。税收政策也是争取外资的主要“绣球”。国家规定，外资企业可享受基本税15％及“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但许多城市都以各种方式突破了这一政策底线。

　　为了争夺外商资源，在长三角、珠三角许多城市都活跃着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招商游击队”。拥有1．5万家外资企业的东莞市，每年有300多个招商团组上门举行招商推介会，有的将招商办事处直接安插到了30多个乡镇。这些“招商游击队”怀揣优惠的引资政策，行踪隐蔽，尽量避开当地政府的视线，时常到外资企业“敲门招商”。

　　一味追求ＧＤＰ “紧箍咒”逼着招商引资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招商引资无序竞争的背后是考核指标“紧箍咒”。由于各地政府的工作绩效仍然以经济总量和增长的速度作为主要指标，为了体现政绩，最易见效的方式就是通过拼命引资拉动ＧＤＰ等指标增长。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级级下任务、层层压指标，使招商竞赛进一步加剧。

　　一些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当作第一要务，称为“一把手工程”；在一些省、市的主要媒体上定期将各地方、开发区招商引资的成绩登报公布，排列名次，对各级政府部门形成巨大压力。一些地方甚至将机关干部的工资与招商引资数量挂钩，给每个机关干部下指标，完不成任务就取消基础工资。苏北的一个县还制订了一整套的奖罚办法，完不成招商任务就要面临通报批评——诫勉——离岗——引咎辞职的被处理程序，今年6月该县已有9个乡镇局办的“一把手”受到离岗处理。

　　上海也出台了一项不放弃制造业的举措。在市郊的嘉定、青浦、松江三个区设立试点园区，规划用地总面积173平方公里，通过打造“商务成本盆地”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同时制订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与周边地区竞争。招商引资中，“大上海”不让“小昆山”的现象，使区域内产业无法实现互补提升，“错位发展”成为空谈。

　　昆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宣炳龙等基层干部认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已拉开层次，许多地方度过了“饥饿招商”阶段，应根据各自特点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追求社会全面发展。然而重数量、轻质量的招商引资压力却造成了低水平的重复竞争，不顾自身发展的需要对外资敞开大门。广州市一位副市长说，周边地区竞争这么激烈，哪里敢给外资设门槛，“砍门槛”还来不及呢！

　　“让利竞赛”财政买单 “广种薄收”资源浪费

　　外资企业利用区域间的竞争压低了土地价格，争取到了税收优惠，而由此产生的缺口只能由地方财政补贴。

　　有些地方把企业在地方上实得的所得税，先在地方财政上“入库”，然后再取出来，按约定比例以“企业发展奖励基金”的名义返还给企业。还有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地方出现“零地价”或者“土地买一送一”，也是采取了类似“税收返还”的办法，每年将新增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全部或绝大部分返还给工业园区的建设主体。有的地方财政不但补贴土地差价，还补贴各种规费，广东清远市去年单补贴电价就拿出了1亿多元。

　　即使在苏州这样外资密集地区，直接引进国际资本带来的高增长也是通过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为代价的。工业用地周期长达50周年以上，是不可替代的短缺资源。一份关于苏州引资情况的调研通报指出，按照苏州目前经济的增长要求，每年需新增项目用地6万亩左右；ＧＤＰ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4000亩土地，以目前14％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苏州工业用地就没有余地了。

　　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张二震教授认为，政府干预下的招商引资，使本应在成本导向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与追求地方利益的政府行为合而为一，扭曲了市场信号，如听任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不仅损失了地方财政，而且导致了土地等资源的巨大浪费。解决资源的粗放利用问题，最主要的是制订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教授认为，不少发达国家并不太关注ＧＤＰ的增长，而更为关注就业率、贫富差距等社会发展的质量。我国目前还达不到这一水平，但对于已经度过“饥饿招商”阶段的东部一些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政绩考核不宜单纯以ＧＤＰ等经济增长来衡量，应该通过增加基尼系数、就业率等社会综合发展的指标进行评价和衡量，从而促使这些地方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产业，而不是通过拼资源获取短期增长。（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