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效仁来源： 中国青年报

　　对于教育基金会此类社会公益组织的建立，我是赞成的。首先，成立社会捐助机构，可以大大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使其有更多精力做好其他社会福利事业；其次，交由公益组织实施捐款救济活动，由于其自身的民间色彩，有利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其三，由专门、专业的机构管理和使用社会捐助资金，可以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有效地减少跑冒滴漏，可谓一举数得。

　　正因其自身的“光环”和吸引力，所以广州市教育基金会先后发起的三届“广州市教育基金百万行”活动，共筹得专项资金和教育基金2.3亿元。这一巨大成果除了说明广州市民的富裕程度和高尚的公益心外，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基金会所独有的魅力。

　　事实上，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社会捐助基金的管理形式和方法。但是，怎样才能保证社会、公众或企业财团的捐助基金好钢都用在刀刃上，不至于被人为蛀食，有效防止监管人的监守自盗行为，人家有很好的监控制度或社会监督组织，并非把钱捐上了就完事大吉。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显得有点儿嫩。

　　基金会的运营方式，首先是专款专用，然后才是通过运作使基金升值。但广州市民专门为“十大教育工程”捐的善款7032万元，仅有1560万元用在了正途，其余5000多万元被基金会挪用在外经营，而且该会缺乏资金运作的目光和经验，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将无法收回。至于个中有没有其他腐败行为，由于报道没说，不敢妄下断言。

　　当然，我们还会继续献出我们的爱心，但自会问一个我们捐助的款项哪里去了，要求建立社会捐助资金的监督制度，呼唤公开透明的管理规范，甚至需要我们自己参与监督管理，要求基金会定期向大伙儿报告基金的使用和效益情况，也要求政府和社会审计机构依法实行审计监督，确保公众的公益性捐款不被挪用，确保受捐助人真正受益。这样才能使得社会的良善和公众的公益心同财富一道增长。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11月7日 文/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