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石洪涛

　　9月，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访华，向中国提出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要求；10月，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和商务部长埃文斯先后访问北京，表示了对中美贸易逆差和公平贸易环境的关注；在10月举行的APEC高峰会前，美国总统布什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谈时，也提及了相关问题。

　　日前，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来华参加了博鳌亚洲论坛，本报记者就中美贸易摩擦对她进行了采访。她说，有关中美贸易关系的辩论正在美国展开，这意味着过去两年平静的美中整体关系正在接近一个敏感阶段，而这个阶段将会持续到美国周期性经济复苏之后，持续到明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

　　巴尔舍夫斯基曾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曾是美国的贸易谈判首席代表和贸易政策首要制订者，中美两国关于中国入世协议即是在她的任期内达成的。中国人对她的印象是“强硬但令人尊敬”。巴尔舍夫斯基现任威凯平国际律师事物所资深合伙人。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她做了“美中经济关系：挑战在前”的演讲。参会的一位高层人士说，她的演讲“刺耳却十分中肯”，和其他美国官员相比，中国人更喜欢接受她的意见。而她的老对手、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也当场表示，将会把巴尔舍夫斯基的精彩演讲稿转交给中国领导人。

　　贸易摩擦会动摇中美关系基础

　　巴尔舍夫斯基说，在1999年两国达成中国入世协议和其后一年关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辩论之后，到2000年，两国政府事实上已达成一个新的、相当稳定的共识。这一共识是三个因素的总和：对两国关系一旦发生根本性问题将产生的后果，两国政府有清醒的认识；对双边贸易及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成功，两国有强烈的共同利益；在亚洲金融危机、朝核问题、中亚问题等一系列地区性问题上，两国有共同的立场。在这样的共识下，两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带来了美中关系15年来的第一个持久的平静阶段。但在最近几个月里，华盛顿对美中关系的争辩已经再次开始。

　　巴尔舍夫斯基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的辩论相比，这些摩擦并不直接指向中美政治关系的核心，而一直集中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但是，其重要性不应被低估。短期内，这种辩论可能波及到政治领域；长期来看，这一辩论涉及的是处在中美关系中心位置的经济问题。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美贸易问题颇似当年日美贸易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指责日本只重商业利益，逼日元升值，最终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巴尔舍夫斯基对这两场辩论做了对比，她说，美日关系的脆弱之处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日本是美国的盟国。这一点总会对涉及经济的国会决定和行政部门的政策，发挥抑制性影响。相比之下，中国和美国不是盟国。虽然两国在有共同基础的问题上可以密切合作，但两国的安全关系颇为复杂，有时候容易波动。在此情况下，经济对美中两国关系整体稳定的影响，远比经济对美日关系的影响要大得多。

　　中国已成为了美国国会以及下届总统竞选进行贸易政策辩论的中心议题。一项有7位参议员提出的议案，要求除非中国同意人民币汇率浮动，否则将对中国商品征收27.5%的关税。还有人提议，要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另外，也有人要求根据贸易法对中国的货币措施进行调查。巴尔舍夫斯基表示，这些提议很少能变成法律，但是立法建议的提出，是国会意见和广泛的美国社会意见的指示剂，而且是对行政部门施加压力的一种强有力方法。

　　上月，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孟克文在北京指出，美国商界已不再像前几年那样，普遍支持加强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在中小企业的压力下，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立场正在和其他传统上反对与中国深化经贸往来的团体靠拢，而大型企业此时却又因为不满中国开放市场的进度而不愿为中国说话。“如果国会现在召开一次听证会，要找一些企业举证指责中国，很多人会愿意出面，但是如果要一些大企业来为中国说话却不容易，他们现在都袖手旁观。”

　　美国加大指责火力的背后

　　美国抨击中国的背景是：美国经济衰退已持续3年。2001年和2002年，美国就业率降低，标志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持续两年的减弱。如果今年的就业率继续降低，将是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首次。这些岗位流失的大部分，发生在制造业。美国报纸充斥着关于工厂倒闭、市长忧心重重、白领失业、家庭焦急、贸易竞争以及潜在的经济长期低迷的报道。

　　而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让人惊叹。从1997年到2002年的5年中，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从620亿美元跃至1250亿美元，2003年可能会达到1600亿美元。按照美国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02年达到了1030亿美元，2003年可能超多过1300亿美元。

　　巴尔舍夫斯基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长不仅迅速，而且集中在经济中最容易注意到的部分，即美国人在当地市场上、在壁橱里、在厨房和办公桌上看到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商品铺天盖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日前对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提出建议，“中国愿意进一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但我们也希望美国减少或者取消对中国出口的限制。”对此，巴尔舍夫斯基表示，美国认为即使开放高技术领域，也解决不了大问题，因为美国计算过，这样做只能增加3%的对华出口。另外，很多美国政客还担心中国将高技术产品用于军事用途，这样政客们将受到巨大的压力。他们不愿为此承担风险，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最高追求就是“重新当选”。

　　面对记者提出的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巴尔舍夫斯基表示，“我不认为人民币浮动汇率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她说，当美国民众对两国贸易状况不满时，就会找一个最明显且最容易被攻击的目标，人民币汇率就承担了所有的不满，这一点，其实很多美国人心里都清楚。

　　为中国想对策

　　巴尔舍夫斯基警告说，如果中国不被视为已认识到全球不平衡所导致的问题，并愿意对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中国将会被越来越广泛地认为是造成问题的原因，真正成为美国经济疲软的“替罪羊”，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甚至会动摇两国的战略关系。

　　这位美国前贸易代表专门为中国提出了如下化解压力的建议。首先，全面执行在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WTO承诺。她认为全面履行WTO承诺至关重要，特别是加速执行某些承诺，尤其在服务业领域，是对缓和紧张形势有助的方法。其次，巴尔舍夫斯基表示，如果能把人民币和美元在更高的汇率上重新挂钩，或者采用一个更宽的汇率波动区间，自然会大大减缓压力。但是，中国必须伴之以银行业的改革，否则将对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造成伤害。第三，中国可以进一步改革出口退税政策。

　　此外，她还提出了一些其他选择，包括允许外国人更容易购买中国公司的证券，继续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长期财政债券，允许中国人携带更多的钱到海外，允许公司保留从国际销售获得的外汇，鼓励中国企业对在美国的生产性资产进行投资等。她认为，采取这几项或其中的一项会创造一种氛围，即让美国人看到，中国正在采取合作的态度解决问题。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缓和这场辩论，有助于确保中国不背上是一个只重商业利益而缺乏责任的经济强国的名声。

　　最后，她认为，中美两国正处在双边关系的敏感点上，虽还不是危机时刻，但困难和麻烦正在不断增加。（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