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君　11月8日《财经时报》披露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阿曼·哈吉因涉嫌重大经济案件被“双规”的消息。消息称“阿曼·哈吉被调查后，初步获知其经济问题严重，‘据说金额上亿，从办公室就搜出了几百万’”。（《华商报》11月9日转载）

　　在此前的10月25日，也同样是《财经时报》，披露了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被“双规”的消息。（《华商报》10月26日转载）

　　我们对媒体公布这样的消息似乎是深信不疑的，一是这种级别的高官，媒体不至于捕风捉影信口开河，而且接下来事情的发展也往往能证明消息的真实性。就在《财经时报》披露田凤山被“双规”的消息几天后，田凤山“因有严重违纪问题”被人大常委会免职。

　　笔者注意到，在两次《财经时报》对此类信息的披露中，对消息的来源均采用了“模糊”的态度。这次文中引用的是“新疆自治区政府一位纪检官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该公司一位人士”、“一位接触过阿曼·哈吉的人士说”等等不确定身份的人士的话。

　　这就出现一个尴尬的情况：消息最后被证实是真实的，可媒体的求证过程又是模糊的，缺乏来自权威渠道的声音。那么，官员“双规”后的信息披露应不应该进行规范？

　　通常，凡是被采取“双规”措施的，纪检监察机关都掌握了其违法违纪的部分证据，一个官员绝不会无缘无故被纪检监察机关“双规”。

　　正因如此，当某个官员被“双规”后，尽管不少老百姓很容易“习惯性”地认为“他肯定出了问题”，但问题的大小往往以一种活灵活现的流言在民间传播。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权威的声音发出。从现代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公众对任何政府官员的操行和政绩都有知情权，那么出了问题的官员的情况理应让公众知道，媒体对这样事件的披露也是正当的，有关权威部门可以在已经证实的证据范围内及时公布相关真相。

　　对有问题的官员实行“双规”，一方面是法纪许可的，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反腐事业中也立下了大功。但是，官员“双规”后的情况能否及时披露，该怎样披露，才能既达到对这些官员的警示和惩戒，又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是完善“双规”制度所要解决的一个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