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命运攥在自己手中(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11日11:49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吴苾雯

　　编者按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把一群长期在默默无闻的岗位上拼搏奉献的青年精英一下子推到了聚光灯下。

　　不仅仅是一个杨利伟。在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部，在工程七大系统的设计、指挥、调度人员中，都有“老总”级的少帅参与领军。他们在这一尖端科学领域，已经创造出了非凡的业绩。在他们身上，突出体现了胡锦涛总书记所总结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本报从今天起陆续刊登一组通讯，报道这些“少帅”们的成长、成才经历和感人事迹。让我们一起领略杰出，让我们一起走近英雄。

　　“一个人感兴趣的事情越多，快乐的机会也越多，而受命运摆布的可能性便越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庆伟的经历，正佐证了英国思想家伯特兰·罗素的这番话。

　　当初，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张庆伟，到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做一名普通设计员的时候，也许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长二F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更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指挥。可是如果追寻他的命运轨迹，人们会发现，在一个又一个命运的拐弯处，他抓住了别人不屑或不敢抓住的机遇，于是，他有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

　　1988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张庆伟，在人才济济的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干的是“拧螺丝钉”的活儿，那些别人不屑一顾的小事他总是干得很认真、很投入、很卖力，于是来找他“帮忙”的人多起来，或翻译一篇资料，或画一张图纸，他总能将活儿干得漂漂亮亮。

　　1989年初，中国航天业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国自己研制的“长征”火箭开始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并签下了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合同。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第一份“涉外合同”，它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火箭能否真正打进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可是，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存在着“先天不足”———卫星在星箭分离后不能自动起旋。而对方在合同中却要求：卫星必须在起旋后脱离火箭。

　　论证会上，一位老专家提出了使火箭整体起旋，带动卫星旋转后再分离的方案。要证明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必须进一步论证卫星的入轨精度。这是一个需要大量分析计算、很复杂也很琐碎的工作，而且时间紧迫。这个工作由谁来做呢？会场上一阵长久的沉默。这时，坐在最后一排的张庆伟大胆地说了一句：“我可以试试。”

　　于是，张庆伟一下子就从预备队走进了突击队。他凭借自己在计算机辅助设计方面的过硬功夫，很快推导出了数学公式，编制好程序，并在计算机上建立了仿真模型，完成了星箭起旋方案分析。

　　可是美方又提出一个一个问题进行刁难，并威胁要取消合同。张庆伟随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代表团到洛杉矶跟休斯公司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桌前，张庆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对方技术上的几个错误。对方一阵面红耳赤之后又抛出几个方案，要中方在几天之内拿出计算结果。张庆伟将自己关在计算机房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他带着令人信服的计算结果重新出现在谈判桌前。中方提出的方案获得通过。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一举成功。而为这次发射做了开创性工作的张庆伟，也因此从众多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在这之后不久，张庆伟又做了一件本不是他分内的事。我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长二捆”，距合同规定的发射澳星的时间只有一个半月时，其卫星整流罩平推分离试验仍未获得完全成功。整流罩如果不能成功分离，发射将无从谈起。大家心急如焚。已圆满完成火箭助推捆绑分离技术攻关任务的张庆伟临危受命，和另外两位老同志一起毅然接过了这个难题。他们将自己关在机房里，日以继夜地寻找解决这个难题的新的数学模型，一遍又一遍地验证方案的可行性。不到一个月，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新方案经两次试验均获成功。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按时发射，首飞成功。

　　有人说张庆伟是同龄人中的幸运者，可是幸运之神爱光顾的总是那些愿意踏踏实实从小事做起的人，总是那些不分分内分外、毫无怨言地去做好每一件事的人，总是那些在别人犹豫、退缩的时候敢于冲上前的人。

　　对于中国航天人来说，199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先是“长征”三号乙火箭首飞坠地爆炸，后是“长征”三号火箭未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接连的发射失败使中国航天的国际声誉受到重创，部分已签订的发射合同被取消。

　　中国航天人必须尽快重塑自己的形象。随之，用“长征”三号甲火箭发射东方红三号卫星的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次发射“失败不起，没有退路，只能成功”。谁来担任发射队队长？面对巨大的压力，有人犹豫了，有人退缩了，最后，领导将目光投向了张庆伟。

　　张庆伟接过了这副千斤重担，担起了“长征”三号甲火箭发射“东方红”三号通讯卫星责任人和发射队队长的重任。这是他第一次带发射队，而且要完成的是一次牵动世界目光，牵系中国航天命运的发射任务。

　　当时，两次发射失败的阴影仍笼罩在发射队员的心里，“长征”三号乙火箭爆炸在他们心里造成的伤痛仍没有痊愈。发射中心原来的宿舍因“长三乙”火箭爆炸受损不能住了，张庆伟就带领大家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前升国旗、唱国歌，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树立必胜信念。

　　1997年5月12日，是“长征”三号甲火箭发射升空的日子。点火前，按计划应留在距发射点6公里以外指挥控制大厅的张庆伟，毅然出现在距火箭发射点仅600米的最前沿，给了大家莫大的鼓励和信心。“长征”三号甲火箭稳稳地托举着“东方红”三号通讯卫星，将它成功地送入了预定轨道。

　　紧接着，张庆伟又带领他的队员用“长征”三号乙火箭，将美国劳拉公司研制的亚太二号R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一年，长征火箭发射卫星“六战六捷”，令世界刮目相看。

　　载人航天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但是，要实现载人航天必须解决三大技术难题，一是要有可靠性高、大推力的运载火箭；二是要有安全返回技术；三是要有良好的生命保障系统和工作环境。而大推力运载火箭是载人航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按照“快、好、省”的思路，发送飞船的运载火箭计划在“长二捆”火箭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张庆伟又一次被委以重任，负责对“长二捆”火箭改进总体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

　　“长二捆”火箭在原设计上不含任何载人飞行的理念，要使它肩负起载人航天的使命，必须进一步提高可靠性，必须完善故障检测系统，而更重要的是要增加逃逸救生系统。逃逸救生系统是为火箭可能危及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故障而存在的，因此在制定逃逸系统方案、提出逃逸系统设计指标之前，首先必须弄清楚究竟会发生哪些故障；发生故障以后，宇航员多长时间能逃出来；逃出多远才是安全区域。这一切都需要找到十分准确的参数。

　　为找到准确的参数，张庆伟带着30多名技术人员一边建数学模型进行分析，一边进行模拟试验。他和技术人员带着燃料、氧化剂和推进剂去了湖南的一个大山沟，利用那里一座废弃的麻风病医院搭起了简易试验平台，每天带上防毒面具，一次次进行爆炸试验。为了测到准确的数据，引爆前，张庆伟总是站在离爆炸点最近的地方。经过半个多月的爆炸试验，他们发现，宇航员必须在两秒钟内跑出170米才能到达安全区域，而从传感器发现故障到发布逃跑指令的过程必须在一秒钟之内完成。

　　在进行可行性论证的半年里，张庆伟每天都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每一道程序，每一个细节，他都要想到，都要给出科学、正确的论证。半年后，张庆伟终于拿出了一份详尽的技术改进方案和可行性分析报告。

　　在这之后不久，中央正式批准实施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庆伟被任命为长二F火箭副总设计师。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长二F火箭拔地而起，将中国首次载人飞船———“神州”五号成功地送入了预定轨道。

照片：本报记者赵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