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立群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把哲学分为哲学原理、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伦理学、美学等。学者们在这一框架里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一个相当狭窄的领域。加之受前苏联哲学研究方式的影响，于是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各部分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和学术格局：一部分人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研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一部分人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本身，一部分人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自然界的表现（自然辩证法）等。更有甚者：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人只研究范畴、规律；研究哲学史的人只研究一个人物、一本书。这种研究在一定时期，尤其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立时期是必要的——它在可能的限度内，最大程度地推进了哲学各个部分的研究。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分工明确的研究方式越来越显露出它的弊病，甚至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它使研究者的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特别是“史”和“论”的分离，一方面使得对哲学史的研究变成了普通的编年史研究，甚至变成了繁琐的考据学研究，从而使哲学史研究缺乏思想性；另一方面，也使得哲学理论研究不能站在哲学历史发展的前沿，充分汲取西方哲学的精华，却由于脱离了哲学的历史而变得空洞。实际上，哲学史研究只是为哲学研究提供一种思想资源和借鉴，而史论分离的研究格局却把统一的思想过程——思想创新和创新所凭借的思想资源一分为二，使哲学史研究变成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乃至单纯的资料整理，使哲学研究由于缺乏哲学史思想资源的营养和启迪，而处于奇思冥想状态。“史”和“论”的分离甚至引起了两个从业群体的对立：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人认为搞哲学理论的人并不掌握真正的哲学知识；研究哲学理论的人则认为搞哲学史的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在近20年的哲学研究中，这种研究方式导致了很多热点问题研究无法深入。比如，主体性研究，由于哲学理论研究与西方哲学研究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屏障”，主体性问题讨论中并没有深入到自我意识、自由意识和超越意识层面，所采取的仍然是传统的还原主义方法，即把主体还原为客体。

　　哲学分科只是为了教学的方便，而不应当是思想和研究的固定领域。考察西方哲学史就会发现，极少有专门的哲学史家，也极少有不通哲学史的哲学家，在史和论之间，西方哲学家大多是亦史亦论的。这种史论结合的研究才能使哲学史由既成给定的历史，变成富有生命力和思想创造力的流动的思想过程。所以，在我国应当提倡一种“大哲学”观念，打破学科壁垒，以使哲学各个学科互相交融，在交融中实现真正的创新。

　　然而，要真正实现哲学创新，构建一种总体性哲学，不仅要打破哲学内部的学科壁垒，还应当打开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屏障。我赞同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思想：学科分工有如文化分类一样，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自然结果，但是学科分工如果发展到相互隔绝的程度就不再是自然的了。因为学科分工如同劳动分工一样，只是分门别类地研究统一整体的不同部分（自然、社会和人等），而对象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所以，这种研究需要有一种沟通机制，而且从客观上看，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一种综合性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了。实际上，在学科、专业和文化门类分化最严重的时候，也是最需要沟通、综合的时候。一方面，不同的文化门类、不同的专业和学科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纷纷向相邻学科渗透，从而形成很多边缘学科。另一方面，现代哲学则把这一综合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逻辑实证主义提出科学统一的理想，试图用人工语言作为一切科学的统一语言；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M.舍勒尔和宗教哲学家索洛维耶夫则提出“完整的知识”的理想。在当代，科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的界限已经越来越不严格。于是，一种总体性的、文化层面的新视野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换言之，在当代，人们已经能够或者有条件打破原有门类、学科的局限，并开始对文化哲学进行思考。

　　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运动也体现了一种文化总体性的诉求。现代化首先是从西方国家开始的，继之才产生了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但是，现代化运动自产生之初就普遍带有一种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这曾引起过现代化理论家的强烈批判。这种批判引导了一种对总体现代化的吁求，并迅速引申到哲学领域，形成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从文化总体性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反思批判的一系列哲学流派，其中就包括美国当代思想家丹尼尔·贝尔。他曾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各个方面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剖析，从而得出了对西方社会的总体看法。可见，众多学科的融汇所形成的文化总体性视野，是总体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它对于认识十分复杂的当代社会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

　　就哲学自身演进的逻辑来看，现代哲学本质上应当是文化哲学。在文化史上，如所周知，哲学最初是包罗万象的：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化学科，包括人文社会学科和各种科学技术学科。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文化部门。与此同时，哲学则成为文化系统中的“无效用”要素。但是，哲学作为文化系统中的“无效用”要素，却能够在文化系统中存在数千年，并且曾一度成为文化之王，这一现象曾引起人们的惊奇。其实，哲学在文化系统中确实没有功利效用，这一点就连实用主义也是承认的。但是它却有一种结构意义和系统作用，在这种功能作用之下，文化各门类之间才能在内在意义上联结为一个整体。换言之，哲学是以其构建的终极意义作为“经纬线”，将整个文化各门类“编织”为一个统一整体。哲学传统上被认为是可以直接接触世界的，其实不然。哲学缺乏直接接触世界的手段，它是以文化作为中介与世界相连的。所以，哲学几千年来对世界统一性的不懈追求，实际上就是以隐喻的形式对文化总体性的追求。哲学在文化系统中的这种结构作用使哲学一直是文化的“硬核”、灵魂，是文化的管理者——文化分化后确实需要这样一个管理者担负起整合文化的重任，这就确定了哲学在文化各门类中的特殊地位。后现代主义消解“大写的”哲学，但是，哲学的这种作用却是无法消解的。

　　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哲学并不是哲学的新生门类，或者用时下的哲学分类学来说，是哲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文化哲学是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到“文化批判”（E·卡西尔）、从黑格尔在哲学自身范围内规定哲学到杜威把哲学看作文化史的一章来研究，是符合哲学发展的逻辑的。所以说，文化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范式，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说，这样一种普遍联系的结果是：我们所有的科学都已成为文化科学，而我们所有的哲学则都已成为文化哲学（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要》中译本第11页）。

　　文化哲学是文化总体化趋势的必然结果，也是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文化哲学的产生又对消除学科壁垒，整合文化分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