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中都的历史地位(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11日12:00 光明日报

　　——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宋德金

金、元、明、清北京城址变迁图　　公元1153年（金贞元元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金朝都城从女真故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迁往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至今恰好850周年。完颜亮迁都燕京，揭开了北京历史的新篇章。此后，元、明、清三朝相继建都于此。可以说，从1153年开始，北京就已成为北部中国进而成为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建都中都不仅在金代而且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都具有重要意义。金朝正统观念的体现

　　女真统治者在金朝建立之初，虽然受到汉族士人及汉化了的其他族士人的影响，但毕竟处于草创阶段，尚未形成以当时整个中国正统自居的观念，因而称并立的南宋为“南朝”、“中国”。到熙宗时，金朝在政治制度、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等方面已出现汉化趋势。至海陵王时，女真统治者进一步汉化，并且已经形成以本朝为正统的观念，将都城迁往燕京，改称中都，就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

　　在海陵王迁都之前，金朝统治者在天德二年（1150年）围绕迁都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但“燕京乃地之中”的观念在这场争论中最终起了关键性作用。金中都的确立及一系列典章制度的制定，标志着金朝以正统自居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实践中已逐步形成。城市布局和管理：从坊市向街巷过渡

　　我国中古的都市布局和管理采用城市制度，就是把都市分为坊（住宅区）和市（商业区）。坊的周围，除坊门外，建有城墙。市的四周筑以城垣，称作阛；四面各开一门，称作阓。人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在市中进行交易。但在唐中叶以后，这种坊市制度渐趋废弛。如北宋汴京的坊制到北宋末年就已完全崩溃，市制也随之瓦解，交易的时间和场所不再受市的限制，商业街巷代替了旧时商业区的市，形成了坊市合一的格局。北宋汴京坊市的这种变迁即从坊市向街巷的过渡，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承前起后的作用。

　　与北宋大体同时的辽南京（今北京）沿袭唐代幽州制度，亦有坊有市，共26坊，其名称有的仍用唐幽州旧名。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金朝初年，燕京扩建之前，仍是如此。《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载：“城北有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金中都是在辽南京旧城基础上仿北宋汴京制度改建扩建而成的，其规制保留和具有辽南京、宋汴京的某些特点。金中都的坊与市已不像唐长安、辽南京那样截然分开。到了元代，街巷在城市布局及交通、商业活动中已占有重要地位。

　　金中都城市布局大致同汴京一样，同处于从封闭的坊市制向开放的街巷制的过渡阶段，在我国城市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北京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开端

　　清人有言：“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多且久莫如关中，今则燕京而已。”（姜宸英：《日下旧闻考·序》而燕京就是从金中都开始成为历代帝都的。此前，北京虽为辽南京，但毕竟只是辽的五京之一，且非辽朝政治、文化中心。而自金朝海陵王迁燕后，历朝统治者都把此地视为京都的首选。金世宗时，梁襄说：“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复……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首选也。”（《金史·梁襄传》）这反映了金人对燕都形胜的认识。此后，燕为“京都之首选”已成不刊之论。元朝以燕为都城，同样是看中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忽必烈在潜邸时其先锋元帅霸突鲁（又作霸都鲁）就对他说：“幽燕之地，龙蟠龙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元史·霸突鲁传》）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把北京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今北京），并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决定迁都北京。他的迁都理由就是“眷兹北京，实为都会。地势雄伟，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适均”（见孙承泽《天府广记》卷1）。明人几乎完全承袭前人对燕的评价：“京师古幽燕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所谓天府之国也。为万事不拔之鸿基。”（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序》）明清之际的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卷1“形胜”条也有近似的论述，称京师“诚万古帝王之都”。清朝定都北京的原因，与金、元、明三朝大体相同。

　　金中都的确立，不仅在北京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同时也改变了此前历朝都城多在关中和中原（狭义）的历史。金迁都中都后，历朝以此为都城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地理位置优于关中和中原，所谓“洛不如关，关不如蓟……守天下必从蓟”（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叙》）。历代论北京形胜，基本没有超出金人所言。由此可见海陵王从上京迁往中都确是明智而正确的选择。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的见证

　　从宫殿建筑、文物制度等方面看，金中都都体现和见证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这一事实。

　　（一）宫殿建筑。参与金中都的设计和监护施工者，有汉人、渤海人，至于工匠的族源问题肯定更复杂。由于他们具有不同仕宦经历和文化背景，也就把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融入到中都的建筑之中。金中都宫室总体设计是仿照北宋都城汴京制度。张棣《金虏图经》载：在修建之前，海陵王即“遣画工写京师（指汴京）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尽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因此，金中都宫城布局甚至名称多有与汴京相同或近似之处，宫殿的主要殿堂所呈的“工”字形就是汴京开始出现的建筑形式。两都宫城都有左右掖门、拱宸门等也是有力的佐证。海陵王修金中都时，还把汴京宫殿中的某些构件拆卸下来直接用于中都宫殿建筑，甚至将北宋宫里的摆件、饰物移置中都宫中。楼钥《北行日录》载，中宫“幕帏以珍珠结网，或云皆本朝（宋）故物”，“榻后照屏画龙如本朝”。而就其规模和繁胜程度而言，金中都尚无法与汴京相比，以至有宋人认为金中都“殿屋崛起处甚多，制度不经”，“强效华风……而终不近似”（《范成大：《揽辔录》）。金中都自海陵王迁此到宣宗迁汴，但在经过60多年的营建修缮后，中都已是“宫阙雄丽，为古今冠”（《大金国志》卷25），相当壮丽可观了。

　　（二）文物制度。海陵王迁燕后，明显地加快了金朝全面推行汉制的过程，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各民族间的融合。这里仅举与金中都相关的几个例子加以说明。一是在宗庙、陵寝和仪卫方面，金朝依仿汉制，建立帝王宗庙、陵寝制度，以表达尊祖与孝道。海陵王迁燕次年，即在宫城之南建太庙（衍庆宫）与原庙，始行禘袷之礼。第三年又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奉安太祖［渂的右半部］、太宗晟、父德宗干，其余各随昭穆序焉”（张棣：《金虏图径》）。仪卫制度也参照汉制建立起来，以体现君主的威严。二是在学校教育方面，金朝承唐宋制度，建立中央与地方官学。在中都置国子监，下隶国子学与太学。地方置府州县学。大定间，又于中都创建女真国子学和女真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创了建立民族学校的先河，对后来的元、清两朝都有影响。金中都作为首善之区，在学校教育方面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据元马祖常《重修大兴府孔子庙碑》载：“辽金燕为都邑，故尝用天子学制，选举升造，与南国角立，亦一时之盛也。”三是在科举方面，金朝于太宗时开始推行科举考试，使科举制度得以延续和发展。海陵王天德间始行殿试，改三级考试为四级考试。特别是大定间创设女真进士科，十三年（1173年）在中都悯忠寺举行首场考试，是为女真进士考试之始。这一举措对后世也产生了影响。四是金代在文学、戏曲、绘画、书法以及医学、历法、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成就，而金中都的戏曲与方言最能体现出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这一特点。

　　明张羽说：“西厢记者，金董解元所著也。辞最古雅，为后世北曲之祖。迨元关汉卿、王实甫诸名家者莫不宗焉。盖金元立国并在幽燕之区，去河洛不遥而音韵近之，故当此之时，北曲大行于世，犹唐之有诗、宋之有词，各擅一时之圣，其势使然也。”（《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序》）由此可见，元杂剧的形成和发展与金朝戏曲活动中心——金中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据著名女真文学者金启的研究，现代北京话、东北话中还保留着若干源于女真语的语汇，如女真作家李直夫的《虎头牌》杂剧中“只见他蹅蹅忽忽身子儿无些分寸”的“蹅蹅忽忽”就是女真语用汉字写的音。由此可见，金元口语对后世北京话影响深远。余论

　　公元12世纪初，东北女真族建立金朝后，在短短十余年间灭辽克宋，并于建国后的第38年把统治中心从金源“内地”迁往燕京，改称中都。这是金朝确立本朝正统观念的具体体现。迁燕后，不仅加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推动了女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同时也把女真文化带到幽燕，进而传到中原和西北。中都京师地位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快了北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都在作为金朝首都的60多年间，是金王朝从发展走向鼎盛、实现“宇内小康”（《金史·章宗纪四》）的重要时期。

　　金中都的确立，在北京发展史上更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把中原都城建筑、宫阙制度引进幽燕，而且此后成为历朝政治、文化中心，是中国和世界的著名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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