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子

　　本报昨天报道，广州市重症儿童基金面临枯竭，今年进账仅区区五万元，基金自身“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遑论救治重症儿童。如果这一公益基金真个短命，许多贫困家长将心凉过这两天的气温。“爱心捐赠”一词带有浓浓的理想主义色彩。在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一人有难，以爱心名义和阶级感情相召，就有众人相帮。但在理想主义日渐消褪的今日，慈善仍以爱心相劝，效果恐怕要打折扣。因此有一点须明白：捐赠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我们应更多地从制度上探究。

　　然而，目前制度层面乏善可陈。比如，关于善款免税这一条就做得很不够。按规定，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捐助，在年度应纳所得税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超额部分要交企业所得税。捐得越多，纳税不见减少，试问有哪家企业愿多捐？企业捐款部分冲抵税收比起国外（一般不低于10%）真是少得可怜；又如，遗产税喊了几年，也未见一个影，有钱人只想将来把钱留给子孙，压根就没想到捐给社会。

　　其实，如果制度变革一下，或许“山重水复”之际忽见“柳暗花明”。年初非典期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对社会力量向防治非典事业捐赠的现金和实物，允许在缴纳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这一捐赠免税的规定出台三日内，北京市收到的捐款增长一倍。

　　今日美国人有捐款的良好习惯，包括盖茨、巴菲特等巨富，都将其大量财产捐给公益事业。除了文化因素外，美国的税收政策也是使人们乐于解囊的重要因素。比如美国法律规定，捐赠的财富不在遗产税收范围内，而且捐赠金额的1/2可用以冲抵遗产税。

　　看来，释放制度的能量，依靠社会力量，或许就是慈善基金破解困局的良策。

　　主持　冯树盛（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