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夏襄蓉

　　51岁的何大一，这几天在北京就像一个明星一般，被各路记者尾追堵截。在他刚从纽约抵达北京的那天夜晚，北京下起了入冬以来第一场大雪，就是在那样寒冷的夜晚，也有多名记者在他即将下榻的酒店等到晚上11点多。11月10日，《商务周刊》独家专访了何大一教授。

　　何大一出生于台湾，12岁随家人移居美国。他现任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的主任，20多年来，何大一一直致力攻克艾滋病的研究，他始创“鸡尾酒疗法”，同时使用多种药物有效抑制早期感染的艾滋病病毒。他也因此成为《时代》周刊1996年度风云人物，并曾获美国总统克林顿颁发的“总统国民勋章”。

　　今年4月,何大一为了SARS冠状病毒的疗法和疫苗的最新研究进展两次来到香港。为了加快研究进展，何大一暂缓手上做了20多年的艾滋病研究，潜心于SARS的治疗及疫苗研究。2003年10月，中国政府向他颁发了“友谊奖”，以表彰他对中国人民作出的贡献。

　　已经84岁的何步基是何氏咨询公司的老板，此次同机抵京。尽管年事已高，何老先生每天还是很勤奋地工作。当初他给长子取名大一，是希望儿子能取法宇宙万物的根源。他很骄傲他的这个儿子：“他真的很聪明，我们不知道的都要问他。”

　　《商务周刊》：人们总是频繁地向您询问有关艾滋病的问题。我想知道的就是，当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关于艾滋病您会问自己什么样的问题？

　　何大一：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我们是否能将我们的研究再进展一步，再找到一些新的方法。对于艾滋病研究我们想了很多，我们也期待很多，但当我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我们的科学技术还不是那么发达，我们所想要解决的现实条件还不够。

　　《商务周刊》：孔子曾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您发现自己的工作还远未达到根治艾滋病的时候，您是否有过失望的时候？

　　何大一：有个故事我讲过几次，就像在海边有很多随海浪漂上岸的很多鱼，我救不了所有的，我只能将我身边的捡起，扔进海里。我绝望的时候有很多次，在我从事研究的头10年中，我很多时候都很失望。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也不能给患者更多的帮助。看到很多艾滋病的患者死去，我们感到很失望。我们可能可以挽救他们一时，但是我们不能让他们生活得更长久。那个10年里我们的团队都很失望。我们很高兴能组成一个团队一同工作，但是在我们的成千上百次实验中，找到互相不排斥又有药用功效的药物是很艰辛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团队依然很努力。当我们现在回首那段时光的时候，我很感谢那段磨砺，让我们更加努力地卖劲。我现在非常高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商务周刊》：您觉得，现在中国在艾滋病这个问题上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何大一：我觉得，在中国，艾滋病的知识普及还不够，中国的人民对于他们在防范艾滋病的知识方面，知道的比他们应该知道的要少很多。应该补充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越快越好，这样就会给我们的政府和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人员有一个更清晰的目标。我认为，现在中国政府的领导在艾滋病的问题上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尤其是在SARS之后，中国政府对于公共卫生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而且对AIDS和SARS的防范制订了长期的目标。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用处理SARS的决心一样来处理AIDS。

　　《商务周刊》：您如何看待在防治艾滋病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

　　何大一：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在这场战争中起到领导作用。他们应该给每一个人指引正确的方向，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大概的正确方向是什么，但是我希望政府能够制订非常详尽的计划，我们应该做什么，什么时候我们的工作该进行到哪一步，具体到当地的政府应该做什么。应该有一个政治意愿去解决艾滋病这个问题。

　　《商务周刊》：在艾滋病的防范与治疗方面我们应该向巴西、泰国和乌干达学习什么？您觉得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案？

　　何大一：巴西是首个能够生产低价艾滋病药品的国家，他们找国际的大医药公司去砍价。在乌干达，有艾滋病感染者组成的志愿者向人们现身说法，当然这些对于中国的借鉴都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中国的政府应该在处理艾滋病问题时采取公开的、明确的态度，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的防治中真正起到领导的作用。巴西给了我们很好的示范作用。尽管他们不是非常富裕的国家，但是他们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很大的资金。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学习这个方面。

　　目前有很多的非政府组织来到中国，给中国的艾滋病防范和治疗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我相信中国会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解决方案，我只是希望政府能够立即行动起来，越快越好。至于中国在寻求解决艾滋病的问题上该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尽管我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行驶了很久，但我想我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有政治的决策者和社会学家来回答这个问题。

　　《商务周刊》：您现在的研究中有哪些新的进展？您的研究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何大一：我们这个研究中心的同事和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我们能够如何来控制艾滋病的流行。我们在基础科学对病毒的研究，以及人体对病毒的免疫反应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同时，我们也找到了一些治疗的手段和方法。虽然这种疾病在发达国家可以治疗，但是我们悲哀地看到，因为缺乏资源，还有很多治疗手段在发展中国家无法办到，在过去的4年中，我们已经将我们的重点转向疫苗研究，以用于将来预防疾病之用。我们正在研发两种疫苗，并在动物体上测试，一旦成功，希望这些疫苗能够和中国抗击艾滋病的努力结合起来。

　　《商务周刊》：在您和您的同事的研究中，您是否发现有什么中药可以在鸡尾酒疗法中作为混合药物的一种？

　　何大一：中药是天然的药物，我想我们还要做更多的前期研究，以便我们在中药中找到有效的药物。

　　《商务周刊》：从2002年开始，您在中国的云南启动了一个治疗项目。您在中国的工作有什么更长远的打算？

　　何大一：这要取决于我们在中国的工作进展，我们去了河南、云南、湖北，并且和中国很多的医院、大学、药厂有合作，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团队，这样我们把所有的学术力量都汇集在一起。我很高兴、也非常希望有更多的成员加入这个队伍。我同样也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财政支持。我知道中国政府会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但我更希望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援助。

　　《商务周刊》：2001年在《时代》杂志的评论中，他们认为您是“少数还相信药物能够根治艾滋病的人”，他们为什么会那么说？

　　何大一：人们总是有不同的观点，不是那么容易去满足所有的人。当你在接受一种赞扬的时候，你同时要接受很多不同的建议。当时还是鸡尾酒疗法的初期阶段，由于有很多的副作用出现，大家认为鸡尾酒疗法并不是那么完美。现在鸡尾酒疗法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在不断地改进，药物的副作用也在不断减小，目前患者的反应也越来越好。

　　《商务周刊》：我们注意到，在您的研究中心里有很多都是中国人。

　　何大一：是的，在我们的中心有很多的中国人，大约有1/4是中国人，而且他们都做出了很杰出的成绩。你知道美国是一个大熔炉，中国人有很多。在生物医学研究方面有很多中国人加入，我觉得这对于中国是非常好的事情。他们了解很多的高科技，将来他们回到中国后，对于中国的发展会有很大的益处。

　　《商务周刊》：我想所有的医药公司都想着赢利，一方面要降低药品价格，另一方面又需要新的资金注入，去开发新的项目，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平衡这个问题？

　　何大一：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医药公司只想着要去牟取暴利。当然面对国际的压力他们需要放低价格，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将挣钱的重心放在贫穷的国家，可以考虑在比较富裕的国家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