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政府官员的政绩，应该有与时俱进的标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将从更多追求经济增长，转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无疑会成为政府施政执政的新目标，也为考核政府官员构建了新的参照系。

　　而重新构建新的政绩观也已在不少地方开始破题。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就在一次谈话中谈起以往政绩考核中的种种弊端，认为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其弊端主要是“一些地方把‘发展是硬道理’错误地理解为‘增长率是硬道理’，‘GDP增长是硬道理’。地方财政为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速度，违背经济规律，背负巨额债务，盲目上项目、办企业、搞投资，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失地农民无家可归，无业可作，变成了流动于城乡之间的无业游民”。（2003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

　　综观历史，新中国对官员业绩的考核评估，其演变轨迹并不复杂。从改革开放前的“又红又专”，到现时的“德、能、勤、绩”，两大体系展现了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经济成为重中之重，于是在有些地方，一系列跟经济相关的量化指标，与官员的升迁奖罚便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在有些地方、有些地区，越靠近基层，其政绩越是简单化为年终报表的财税上缴数据及招商引资数额。近年来不少地方掀起的招商引资热潮，更使不少基层干部不胜其烦，不胜其累，而每月的招商引资进度则成为会议的中心、简报材料上的排行榜，亦是政绩考核的座次表、英雄榜。为了保护自己的官位，一些地方不惜出台各种违规的优惠政策，低价拍卖土地资源，结果欠下“政绩债”。“数字出官”，也很自然引出“官出数字”，在各种统计数字上虚报做假。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为了一己的政绩不惜浪费资源，超量挥霍资源；不惜污染环境。如果追根溯源，都可以从单一僵化的政绩观上找到根由。

　　当然，今后不是不能用数字考核干部，不是不看一届政府一个官员的政绩，而是必须完善考核评估内容和规范，必须摈弃片面以经济增长论英雄的政绩观，树立财政税收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同步增长的政绩观，以此激励政府各级官员时刻想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