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已在世人面前亮相的声势浩大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11年前，却是个仅有极少数人知道的国家机密。

　　当谈到当时的经费状况时，有位当时的中央领导说，实在不行就动用国库里作为战略储备的金子。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发射了一系列的返回式卫星，十几年前关于载人飞船的构想又被重新提起。航天人问，如果把返回式卫星改成返回式飞船会怎么样呢?很快，一个事关中国航天工业未来发展命运的重大议题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载人航天项目论证中的重要争论是，当时的国家经济条件下，上这一项目是否有必要，这是载人航天计划能否得到准生证的关键问题。中央有限的钱袋只能用到事关国计民生的首选项目上，对解决眼前百姓温饱似乎没有太大影响的载人航天项目成为争议焦点。谁都看到了那场美苏耗费倾国之力的航天争夺战，他们最终成为仅有的两个能在太空轨道上进行载人飞行的航天大国。很少有国家会去试图挑战这一领域，因为谁都知道迈出这一步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有着百年“挨打史”的中国人对尊严有刻骨铭心的理解。新中国国防尖端工业创业时期那些“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棍”等等充满个性的语言，成为这一民族心理的真实写照。然而，正在奋力弥补因多年失误而导致的巨大差距的中国人，在支付极其有限的经费时，必须权衡面包与尊严哪个更重要。而上个世纪90年代，申办奥运会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热点，充满拼搏味道的奥运会似乎更容易贴近他们的生活。

　　有关中国航天未来走向的论证无法调和是与非的两种意见。863计划中的航天部分迟迟难以做出最终的结论。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回忆说：我们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论证组讨论要不要搞载人，在这个之前宇航协会开过一次技术方案研讨会，会上请了很多专家，多数人的意见认为中国应当搞，当然也有个别人认为时机不成熟。历来任何一个国家的航天大工程都是高层领导决策的，所以我就想是不是通过我们最高领导，能不能让小平同志知道这个事情，提出意见。

　　事情的结果如何，人们不得而知。但随后不久这件事就被提到了有决策大权的中央专委会的会议桌上，1991年6月，有关部门获得了中央专委原则上的认可，并建议继续论证。这时关于载人航天的争论已经由上不上的问题转到了上什么的问题，因为宇航员不能像漫画里画的那样骑着火箭飞出地球。

　　经过反反复复的论证，专家们这时拿出的已经是像一本书一样厚的可行性报告。就是这些凝聚了航天人无数心血的战略构想，让国家领导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1992年1月的一天，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接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电话。中国航天的命运即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刘纪原回忆说：我从四川回到北京的晚上，张爱萍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政治局常委开会，让我和林高棠参加。问什么事，他说是关于载人飞船的事。那次会上搞航天的就我们两个人，科工委是丁衡高和朱光亚。会开到半截，又把宋健同志叫上去，讨论载人飞船上不上。当然是总书记主持了。谈完以后，常委们表态，一致同意，特别是有的常委讲，宁肯不搞奥运会也要搞载人飞船。

　　所有与会者都深知这一决定的意义重大，因为航天事业永远与国家利益密不可分，人们一致认为此举不仅将是对国家威望的一次重大提升，而且也将带动国家经济、科技水平的大飞跃。当谈到当时的经费状况时，有位当时的中央领导说，实在不行就动用国库里作为战略储备的金子。

　　从这一天起，中国航天工业的未来发展方向确定了。这让在改革大潮中很长一段时间里有点手足无措的航天人意气风发，因为他们终于在事关中国航天自创业以来意义最为重大的战略构想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了牢记1992年1月，人们将这一重大项目命名为“921”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