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云翔

　　洛阳中级人民法院“竟然”宣布省人大通过的条例无效(11月7日《大河报》)，导致河南省人大要求洛阳人大对此进行纠正，要求省高法汇报，要求处理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11月8日《大河报》)。诚然，这三项要求都是当前法律所允许的，但是笔者认为有关问题还是以在司法程序内解决为宜，权力机关作为最后的手段，没有必要一开始就动用。

　　很显然，本案中的司法权逾越了现行宪制，搞起了国外的司法审查，错误是明显的。但是笔者认为，这毕竟仅仅是一审判决，还有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司法拥有纠正自身错误的足够手段。对于这样的明显失误，笔者期待司法程序中的其他力量来纠正。

　　我们对于现行的司法体制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法院系统，中院后面还有河南省高院，高院后还有最高法；检察院系统，有洛阳市院、河南省院、最高检。他们都有适当的手段来纠正这样的错误。因此笔者认为，权力机关的介入应该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在司法无法改正自身的错误时才运用。但未等法院、检察院的有关制约措施启动，人大已经讲话了，最后的手段最先使用，虽然富有效率，却有点与司法的特性不相符合。

　　对有关的直接责任人员和有关领导的处理，我认为也要慎重。对于错案，法律自有一套完整的追究体制，不能因为个案敏感而额外地加重责任。每个法官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读法律，应该认为是其固有的权力，只要不循私，纵有错误也不可怕，司法自有纠正的办法。笔者认为不宜动辄对法官挥舞重罚的大棒：一旦法官畏惧权势，而不能依良心适用法律的时候，公正也将不存在。

　　总之，我能够理解河南省人大出台有关措施的良苦用心，因为宪法规定其对于辖区内的宪法实施负有责任。但正是因为着眼于宪政，我才希望河南省人大按照司法固有的特性来纠正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