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民华VS于锡玲:学术道德的较量

　　院士腐败挑战规则漏洞览

　　外滩记者 许凯/报道

　　“时下学术殿堂受污染的问题确实存在。真文凭，真知识，得来不易，十年寒窗；有些人已经没有那些耐心了，但他们对文凭、对荣誉所能带来的东西，是毫不含糊的。于是就投机取巧。”2003年年初，就假文凭对社会的危害问题，蒋民华院士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这样说。

　　让他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他所批判的问题落到了他自己身上：他的名字，随着一封署名于锡玲的检举信的流传使他成为媒体、网友、同事及其学生关注的对象。

　　这封长达数万字的检举信详细叙述了蒋民华在山东大学五十年来如何利用各种途径剽窃或占有同事、学生学术成果，以致当选中科院院士、获得多项科研成果奖或其他奖项的经历。

　　这封检举信早在2月9日就出现在“新语丝”网站。随后，国内诸多大学或知名网站的BBS纷纷转载。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道德建设委员会、国家基金委、教育部、山东大学党委、诸多院士、学者、媒体纷纷收到该检举信的文字版。

　　这封检举信举证材料翔实，检举人于锡玲系山东大学晶体所教授、晶体界专家；被检举人系中科院院士、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现任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检举人所言属实，蒋民华作为院士的资格将成为问题。

　　质疑DKDP一号

　　受奖人

　　于锡玲称，至少有六项科研成果“所写情况均为伪证，其中数项成果与他毫无关系”。她所指的六项成果，均为山东大学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研制成功的晶体。 对DKDP（亚稳相生长磷酸二氘钾）一号受奖人归属的争执一直贯串在蒋于两人的恩怨中，也是促使于锡玲不惜耗时数年到处反映蒋剽窃的关键点。自1981年该项目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以来，于锡玲为此奔波了二十二年。

　　对于双方就此产生的争执，早在1988年5月26日山东大学组织部就作过说明，认为“于锡玲同志名列第二，这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事实是该同志在此项研究中作出了主要贡献。”

　　“然而，这一说明实际上并没有起到纠正事实的作用，1991年蒋民华评选院士，DKDP获奖一事仍被列为主要证明材料。”于锡玲说。

　　根据于锡玲所言，记者在蒋民华当选院士推荐书中得到证实。该推荐书称，蒋民华在亚稳相生长DKDP晶体中“名列第一，课题组长，全面指导”，并“提出亚稳相生长理论和方法”。

　　“其实，在研究理论和方法期间，蒋不是课题组长，甚至连研究小组成员也不是。名列第一纯属剽窃。” 于锡玲说。

　　据于锡玲介绍，该项目是1969年4月山东大学晶体所接受的国防任务，起初的研制人员有高樟寿（组长）、于锡玲、房昌水、蒋民华等。“理论和方法（工艺）是研究小组在1970-1977年间攻关完成的。而1969年底蒋民华就调离了研究小组。这时的研究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成员有荣全祥（刚毕业学生）及高风春、鹿玉珍等工人。”于锡玲回忆说。

　　于锡玲举证说：1974年她因病住院，实验工作由高樟寿主持；1975年她将研究技术推广给大连油脂化工厂；1978年该研究被全国科学大会和山东省科学大会评为受奖项目，她代表晶体所出席了这两个盛会。

　　蒋民华仅起到领导作用？

　　针对于锡玲的说法，蒋民华院士给了记者一份1983年3月10号他写给山大党委的信。蒋院士信中讲，参加人员和研究时间与于锡玲所言一致，两人的分歧在各自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认定上。

　　对于锡玲认定的剽窃步骤，蒋有自己的说法：“1977年参加全国基础学科规划会议后，考虑到晶体所实际贡献多而文章少，开始成立DKDP课题组。后在生长组的基础上吸收测试组、X光组和分析组同志参加。1979年8月，三个课题组成果较好，我在房昌水、王民实验总结基础上写作《DKDP晶体的多形性与亚稳四方相生长》一文，并带往西德交流。”

　　“开始只有两三个人，都是我监督着干的。我的文章在总结的基础上进行拔高，完全上了一个水准。于锡玲的那部分不够水准。”蒋民华院士称。

　　但于锡玲回忆说：“我们当时一拿到奖状，就提出了质疑。张克从（知情人，晶体研究前辈、专家，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向孙汉卿（时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汇报，孙书记指派邓丛豪副校长专门就此事展开调查，并公布了事实。蒋找吴富恒校长诉苦，吴校长批评邓校长做事太过分了，邓校长回答说‘你看事实去’。” 于锡玲所言是否属实？九十多岁的孙汉卿书记去了青岛疗养，记者没能联系上；邓丛豪校长已经去世。不过，张克从教授和吕广田书记（知情人、晶体所上任总支书记）向记者证实，确实有学校党委组织调查这回事。“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邓校长召集全所人员，专门开了大会，大会上既肯定了于锡玲所做的研究工作，也说了蒋民华发表文章未经于锡玲同意一事的不妥之处。”吕广田回忆说。 “我个人认为，邓校长讲得比较客观。”吕说。他1970年到晶体生长实验室工作，见证了晶体所的发展壮大。

　　吕进一步回忆说，DKDP是“文革”后晶体所第一个获奖的项目，主要分歧在名次上。记者问两个人到底谁的贡献大的时候，吕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老于的材料都属实”：“她是共产党员，又签了名。签名就表示了负责，诽谤诬告要受处分的！”

　　张克从教授也回忆说，起初于锡玲是主要角色，后来郑道泓接手，“郑道泓一直在搞这个工作，蒋民华没有参加亚稳相实验，他起到的是领导作用。”

　　对于成果的认定，山大组织部是这么说明的：于锡玲是“晶体所水溶性晶体生长动力学研究的主要骨干”；“主持并解决了亚稳相生长高氘化程度DKDP晶体的技术关键和工艺条件”；“对亚稳生长规律进行全面研究，其理论和方法有新的突破，她首次用激光纹影法精确地测定了两相稳定区的界限，并于1977年提出了亚稳相生长DKDP晶体理论。并用此理论指导了DKDP晶体的生长，长出的晶体首次出口美国。”；“主持并参加建立了亚稳相生长DKDP晶体中间试验，承担了DKDP晶体国外定货任务，满足了国内外的需要。”

　　对各人成果的认定，也可从1999年10月14日存放校科研处的《DKDP开发提成金对发明者分配方案》看出端倪。该方案中，于锡玲分配比例45%，蒋民华14%。 罗氏盐的故事

　　KNT（酒石酸钾钠），又名洛瑟尔氏盐、罗氏盐，无色透明或白色结晶物，在医药、试剂、制镜业用途十分广泛。

　　这一用途极广的化学晶体，一问世就伴随着故事。

　　蒋民华院士在《推荐书》主要成就与贡献栏称：“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直接参与研制的酒石酸钾纳（KNT）大晶体曾闻名国内。”

　　“这是拿同事的成绩往自己脸上‘贴金’！”于锡玲称，蒋民华没有参加该项研究的任何工作，该研究当时由山大化学系的一个教研组负责，组长是张克从。“这个晶体由许承晃（原山大研究人员，现华侨大学教授）研制成功，赵觉（时任化学系总支书记，已离休）抱着大晶体参加全国群英会。”她证实说。

　　“KNT是我第一个搞的，第一块大晶体是我做的！”蒋民华称。

　　记者就此向许承晃证实，许教授接电话十分激动：“工作刚开始是我做的。我不愿提这些事情。谁都很清楚当时是怎么回事。我被迫离开山大的嘛。事情过去这么久，还有提起的必要吗？谁都很清楚！”他反复说。

　　“这是海军905研究所的一个项目，主要是许承晃带着龙英才、谢晓超做。蒋民华当时在带X光实验，基本上不大进实验室，也不可能提出指导。”刘清舜（晶体所工程师、晶体所创始人）说。

　　张克从教授承认他当时担任组长、许承晃负责的事实，但没有就此更多评论。

　　ADP晶体与蒋无关？

　　ADP主要用于军舰上探测回声，解放后中国开始重视这一晶体的研究。蒋民华院士推荐书这样描述：磷酸二氢铵（ADP）大晶体：1964年国家新产品二等奖，集体，科研组负责人，直接领导和参与研制。

　　这一说法遭到于锡玲的驳斥，“研制ADP晶体时，山大晶体所尚未成立，有关小组还是山大化学系一个教研组，组长为张克从先生。主要研究人员是龙英才先生。和蒋民华没有任何关系。”

　　为了说明这一事实，于锡玲给了记者一封2002年3月24日张克从写给她的信，信称“关于研制获国家新产品二等奖ADP大晶体的过程，始终与蒋XX无关，您可查看《山东大学人物志》编委会编写的山东大学教授名录一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242页。”记者就此向张克从教授求证，张教授不愿再详细回忆这些细节，不过他和夫人王希敏教授还是肯定地证实主要研究人员是龙英才，“没有他（蒋）任何事情”。

　　“1958年‘大跃进’时，我参加过一个类似课题，毕业前夕（龙系山东大学毕业生）开始搞ADP，”龙英才教授回忆说，当时由张克从牵头，和他一起研究的还有刘清舜（实验员）、许承晃、徐文竹和谢晓超。徐和谢是他带的两个学生，而蒋民华那时在做氯化钠、硫酸锂和TGS晶体，“大约花了三四年时间。” 蒋民华院士则对记者说：“ADP是我领导的小组搞的！”

　　KTP：从带回信息到课题负责人

　　《推荐书》中称，蒋民华院士“在KTP助熔剂生长方面取得重大突破”，“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名列第四，课题负责人，全面指导”。

　　今年，蒋民华被评为山东省最高科技奖的介绍中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主持的磷酸钛氧钾（KTP）晶体生长的研究和开发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发明专利，并出口日、美等国，被誉为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零的突破”。

　　记者了解到，1985年2月，该研制任务已经完成并通过技术鉴定。

　　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研制KTP是徐斌和韩建儒两人先开始的，后来刘耀岗参加进来。先是徐斌的组长，后由刘耀岗担任。蒋不是研究组成员，也没参加过实际研究，惟一的贡献是从国外带回助熔剂方法的信息。

　　记者就此向有关当事人或知情人了解，陆宝生（山大教授，知情人）证实蒋的功劳是“从国外拿些资料回来”，吕广田记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获奖人次序依次是“刘耀岗、韩建儒、徐斌和蒋民华”。张克从教授只记得刘耀岗负责，至于其他人倒是不大清楚了。

　　“蒋民华在偷梁换柱。那时他担任晶体所所长，并不是课题负责人。不能随便更换概念。”于锡玲认为。

　　LAP晶体：师徒成果认定

　　《推荐书》称，蒋民华在LAP （L精氨酸磷酸盐）晶体获国家发明一等奖中“名列第三，确定方向，提出课题，全面指导”。

　　于锡玲说：“该成果实际上是许东教授完成的。”

　　针对于的说法，蒋民华院士反驳：“这样说很可笑，许东是我的学生，比我更需要这个奖，我就把第一给了许东。”

　　蒋院士的说法，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说是许东在研究该课题时还在念研究生，没有毕业，而获奖时他已经留校任教。该项目1994年获得省科委二等奖，后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许东都是第一号受奖人。不过，据说获奖前双方曾就获奖名次闹过不愉快。

　　记者致电许东教授，他表示记者还是不要介入这个事件的好，他拒绝发表意见。记者转向有关人员求证，张克从教授记得是许东当时在负责，还经常就此项目找他交流。

　　对张克从教授的说法，吕广田表示：“研究生做工作多没什么，导师也应该有功劳。”

　　NYAB名次之争

　　四硼酸铝钇钕（NYAB）曾经是一个十分显赫的科技成绩，除了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外，还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科技成果奖，名列第七。这一奖项，自然免不了相关争执。

　　在蒋民华1991年申报院士《推荐书》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获奖“名列第二，提出课题，全面指导。”

　　针对蒋的介绍，于锡玲的说法是陆宝生教授出访德国与友人合作研究的项目，回国后申请了山东省科研项目，陆除了提出研究思路、实验方案外，还亲自领导着做实验，“蒋民华没有做任何工作。倒是后来报奖是出现插曲，蒋民华强迫陆把他写为第一，陆坚决反对，两人为此拍了桌子，最后以蒋列为第二而告终。” 为此，记者致电陆宝生，他自称没见过蒋民华院士《推荐书》上的说法，记者向他念了一遍，他对“提出课题、全面指导”八个字反应强烈：“这叫‘扯蛋’！他不可能做的！”

　　陆回忆说，这个项目是1980-1981年他在西德汉堡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和德国学者共同研究的，回国后向山东省申请项目基金，获得科委8万元支持。由于他当时是副教授，依据自身知识领域独个完成有些困难，又不能招收研究生帮忙，就要来了潘恒福讲师和王军（蒋的研究生）做助手。研究进展顺利，到1986年，周炳坤、姚建铨等院士称他们的研究是“国际首创、世界先进水平”。

　　陆认为，在整个研究中，他和潘恒福、王军三人起了主要作用，尽管蒋民华未作任何工作，但鉴于王军是他的研究生，准备把报奖名次写为陆宝生、王军、潘恒福、蒋民华。但蒋民华看到这一名次排列，十分恼火，和当时的支部书记说上报名次应由领导决定（蒋当时是所长），并称他指导王军前的那个研究生做过NAB晶体的硕士论文，而《光明日报》也报道说是他领导搞出这个成果的，要和报纸一致。陆不同意，拍着桌子质问。后双方妥协，鉴于王军是蒋的学生，二人换个名次关系不大，就把蒋民华提到第二的位置上。

　　蒋民华对陆的说法不以为然，“王军是我的学生，是我让他帮我做的。我从来不和人家拍桌子，陆宝生和我拍桌子！我怕得罪他，让了他。让了还是得罪了他！”

　　那么，究竟谁在主要负责这项工作呢？记者联系王军、潘恒福，王军在国外，没能联系上。倒是张克从教授证实说“是陆宝生在做”。

　　校党委：向蒋民华学习

　　“我不清楚这件事情，不好发表意见。不过我觉得剽窃不剽窃，时代不同了，历史的问题历史解决。”山东大学纪检处杨副处长告诉记者，“蒋民华院士所带的实验室，连续三次评优，学校对这块投资很大，专门盖了实验楼。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7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碰巧展涛校长、王琪珑副校长都参加山东大学公开选拔副校长的考试。记者和办公室一位女同志讲清来意，该同志称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如果真的这样，可是很大的事情哦。”当记者执意要了解校方的说法时，她向记者要介绍信，看了介绍信，她说帮记者了解一下。她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帮记者打印了一份2003年4月2日发布的《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关于向蒋民华院士学习的决定》（山大党字[2003]5号），称这是学校对这件事的正面回复，目的是为了堵住一些人的谣言，也是学校的最终回复。

　　决定称蒋民华院士是该校晶体材料研究工作的创业人和学术带头人，也是我国公认的人工晶体领域的学术领导人，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活跃在功能晶体材料科学与技术领域最前沿，把握着此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方向。蒋院士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端正的学术风气，特别强调团队协作精神。

　　北京官方：我们会有个说法

　　早在2002年3月份，于锡玲就把申诉书向有关职能部门投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5月27日致函于锡玲称，该问题不在他们的受理范围之内，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2003年第二次办公会讨论决定，已将来信转给中科院及教育部。

　　“该课题当时不属于基金委下拨基金，不归我们管辖。”基金委监督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对《外滩画报》说。

　　“这是院士的学术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应找中科院。”教育部称。

　　“我们十分重视。具体细节我没法透露，不过我可以明确地答复你们，我们正在研究这件事的处理办法，会给你们一个说法。”中科院道德建设委员会孟辉女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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