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今年5月的“阳光羁押”行动无疑成效显著，仅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消息，截至7月21日，全国检察机关已基本实现无超期羁押。按计划，公安系统和审判系统也将于年底实现这一目标。

　　在欣喜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保持对名列中国刑事诉讼三大顽症之首的超期羁押的警惕。毫无疑问，直接掀起“阳光羁押”风暴的并非理性的制度建设，而是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一道道明确规定最后期限的“军令”。据说，此次关于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和指令措辞之严厉，期限之硬性，督促之严格，前所未有，令许多在公、检、法系统工作多年的人感慨。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在清理超期羁押的旧有实践经验中，据官方资料，仅1987年至2001年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有关通知和文件就达20多件，这其中亦不乏严厉之措辞，硬性之期限，严格之督促，却仍然无法杜绝超期羁押的“边清边超”，“清完又超”。顽症之所以成“顽”，并不在于某一时刻的统计数字，而在于这一时刻能否持续。

　　也因此，我们绝不应满足于以文件或指令为主要内容的风暴式清理，而更应着眼于长期和深入的制度建设，只有将超期羁押纳入法治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超期羁押的泛滥。超期羁押归根到底是国家权力的滥用，因此，必须从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两方面来推进遏制超期羁押的制度化建设。

　　其一是以权力制约遏制超期羁押。超期羁押现象的泛滥，显示公、检、法三机关在制约机制上存在不足。超期羁押几乎贯穿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一方面，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主要仍由公、检、法三机关各自进行审查，这种“自查自纠”的实际运行模式影响了权力制约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负有监察超期羁押的责任与义务，却因缺乏刚性的处分权而使这一在制度设计上被寄予了厚望的检察监督无法到位。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检察机关发现了问题，并发出了《纠正违法通知书》，执行机关不予纠正，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因此，应在立法上赋予检察机关对超期羁押的纠正处分权。配套制度建设也不可或缺，如侦查机关应与羁押机构分离，羁押机构脱离公安系统而统一由司法行政机构管理；侦查机关应与羁押批准机关分离，即检察环节中发生的超期羁押则应交由法院负责监督，以外部监督来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司法令状制度和保释制度的合理引入也是遏制超期羁押的应有之义。

　　其二是以权利制约遏制超期羁押。长期以来在司法活动中占据着主流的是重惩罚而轻保障，重权力而轻权利的执法观，这一观念上的禁锢也成为超期羁押屡禁不止的重要根源。因此，不光要培育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意识，更应培育执法者对权利的保障意识。如执法者应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负有告知义务，应有具体的措施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等。更重要的是，“无救济，即无权利”，因此，应疏通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被“超期羁押”后能有效获得救济的管道。同时，基于被“超期羁押”的嫌疑人或被告人在人身自由上已经受到限制，由其本人提出救济在多数情况下可操作性不强，因此，有权提出救济的主体应扩大到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律师及其亲属。此外，也应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发现超期羁押并不难，尽管立法有不尽完善之处，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羁押期限是明确而具体的。嫌疑人、被告人、律师、看守所、检察机关驻所检察员通过对照相关法条都可轻易知悉是否超期。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发现了超期羁押以后，应如何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