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12月至今，新一届政治局在9个月内集体学习7次，频率和邀请学者的范围都超出上届；国务院的集体学习则是以前没有报道过的。中央的示范行为，向来会得到地方政府的广泛模仿和跟进。有学者透露，建立固定的学习制度和组织专家顾问团等决策咨询机构，已开始在部分地方试验推广。

　　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从理论到行动

　　与以往的另一不同是，本届政治局和国务院的集体学习，都由新华社及时报道，或可视为新的领导集体向外界明确表示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决心。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决策一般以领袖意志为主，事前极少公开报道。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复出后，推行经济改革，也推动政治改革，包括推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上世纪80年代初成立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成为最早的智囊机构，直接推动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

　　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去年11月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是交代给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政治任务，江泽民在阐述“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时，具体提出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而江泽民上述报告中的每一句话，都意味着已经或将来会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新一届政治局和国务院集体学习以及总理召开专家座谈会，即是落实“专家咨询制度”。

　　事实上，新一届领导集体的7次政治局集体学习，都已成为一些重大决策出台的前奏。

　　去年12月26日，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宪法。今年8月11日公布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之一即是讨论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供明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

　　今年1月28日，政治局学习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议程之一，即是讨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月28日的学习内容是世界就业发展趋势和中国就业政策。8月15日～16日，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提出针对当前就业问题的7项措施。

　　4月28日，非典疫情告急，中科院、清华大学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者讲授当代科技发展趋势和中国的科技发展，以及运用科学技术加强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之后，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防治非典的紧急措施和法规。

　　5月23日，政治局集体学习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态势。数月后，中央宣布将在近年裁军20万。

　　7月21日，政治局集体学习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之后，海外媒体推测，十六届三中全会可能继续“与时俱进”，部分理论问题和制度或有大胆提法和突破，因而有可能像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重要。

　　8月12日，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两位“海归派”———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张西明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主讲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而此前，内地已开始重点清理党政部门机关报和行业报，展开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报刊整顿风暴。

　　今年以来，从应对非典危机、顶住日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到农村税费改革、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国务院的每个重大决策也都吸收了专家学者的建议。

　　事实上，在一些重大决策前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人士的建议，已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惯例，温家宝打破惯例的地方是随时召集各种身份的专家座谈，对当前的紧要问题提出决策，示范建立领导、专家和群众三者结合的民主决策机制。

　　进出中南海的学术红人

　　从近几届国务院的问政举动来看，邀请学者到中南海参加专家座谈会，一届比一届频繁，进入高层视野的学者也越来越宽泛，越来越年轻，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化，上下层的沟通渠道也越来越多样。这迥异于中国共产党前期对学者的重用主要看其政治立场。

　　据新华社报道，2002年6月24日，朱镕基曾在中南海主持经济工作座谈会，到会的12位学者是：王洛林、吴敬琏、吴树青、黄达、谢平、胡鞍钢、林毅夫、樊纲、陈东琪、吕政、贾康、马晓河。而胡鞍钢、林毅夫、樊纲、贾康等中年经济学者则得到两届总理的青睐。

　　包括给政治局讲课的学者在内，胡鞍钢等大多有留学海外的经历，了解西方学术前沿性成果，严格按照西方学术规范写作，从文章中几乎找不到空洞而偏激的意识形态话语。

　　温家宝在当选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中国古代农村税费改革越改越重的“黄宗羲定律”。这位明代思想家的发现，经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在网络上的阐释被总理所知。

　　秦晖本人目前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夫人接受电话采访时介绍，秦晖的文章最早在1997年发表在一家杂志上，后来又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但当时中国农村的税费改革没有铺开，秦晖的文章没有引起反响和重视。后来他把文章修改后贴到了网站上，被人送给温家宝参考。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和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也上网浏览，可见网络确已成为他们收集信息的渠道之一。

　　科学决策离制度化有多远

　　在时常出入中南海的经济学家中，今年50岁的胡鞍钢是曝光率最高者之一。他把自己在1999年创办的“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定位为国家高层决策科学思想库之一，即通过国情研究报告影响决策与政策，在内地学术机构中敢于这样定位的还没有几个。今年1月，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是如何研究中国国情的》，全面介绍了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何得到高层重视和采纳的过程。

　　1998年2月，他发表第一份国情报告《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得到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副总理吴邦国的批示。到2002年10月，胡鞍钢主持的研究中心已编发《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475期，主要读者是中央领导及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领导。上届政府总理、副总理等主要领导人对37份国情报告批示39次。《人民日报》“编者按”介绍，这些获得批示的报告，都成为有关部门政策制订和政策调整的背景材料。

　　2002年底，胡鞍钢将其研究中心4年来对国家决策最具有影响力的报告汇编成《影响决策的国情报告》一书，他说自己的国情报告能影响决策者“关键在于中国决策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个人决策时代，邓小平时代是集体决策的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咨询参与型模式。“中央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使决策建立在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上。”

　　胡鞍钢反对知识分子孤芳自赏，对有人非议他频繁进出中南海和在媒体上曝光不以为然。他说：“中国的很多问题不从政治上着手是解决不了的。只有使决策圈的重要人物产生共鸣，形成公共政策，才有可能最终推动社会形成共识，使发展问题得以解决。”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表示：“越来越多的体制外学者走进中南海，说明中央和国务院正在扩大智囊群体。但现在挑选学者还比较随机，以后要规范化，建立正规的顾问团制度和决策咨询委员会，实现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建立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这个专家，就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专家，还有民间学者。”

　　有学者认为，决策的真正科学化有赖于一个市场化的政府咨询产业。现有的政府研究完全可以摆脱“吃财政饭”和附属于职能部门的现状，走市场化模式，这是诞生“中国的兰德公司”的最佳时机。

　　中央决策机制将推广至全国

　　媒体一般把进出中南海的学者称为高层智囊。不过，当主动询问部分政治局或国务院授课学者讲课内容时，他们一律明确拒绝，并且不承认自己属于智囊之列。

　　曾经与温家宝座谈的国务院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在采访中表示：“我不好说我是不是智囊。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为国务院决策服务的学术咨询、研究机构。”

　　事实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直有自己的智囊机构，那就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也有对应的智囊机构。党代表大会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等一般都由这些智囊机构参与起草。这些机构的神秘性使外界对其运作程度知之甚少。

　　杜钢建认为，这些智囊机构也云集了许多一流的学者，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对这些人的咨询更为日常、频繁，也就没必要公开报道了。他们是中央和政府部门直属的体制内专家；而现在被广泛报道的进出中南海的学者往往来自高校和学术机构，相应被称为“体制外专家”。

　　杜钢建还介绍了选拔学者进入中南海的程序。政治局集体学习，一般按学习内容，委托对口部委挑选讲课的学者。各部委领受任务后去找有关的高校和学术机构，由各单位推荐人选。在推荐过程中，各单位会在内部寻求平衡，所以他们推荐的人选往往知名度并不高，或者学者本身很有造诣，但其研究领域和学术水平不为外界所了解。总理召开专家座谈会，也是按所谈的问题由对应部委去找专家。

　　杜钢建希望：“在一个民主化程度很高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可以建言献策的智囊。”

　　(江南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