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新华视点”(记者宋振远、周国洪、崔砺金) 以房屋拆迁和居民安置为中心的城市拆迁冲突，直追农民负担、下岗失业，成为近年来群众上访的又一大焦点。

　　面对大规模的城市“圈地风”，拆迁户怎样维护自己合法的财产权和生存权？如何才能分享到城市开发的成果和社会保障的温暖？当前城市拆迁矛盾冲突的深层根源和实质是什么？带着这一系列问题，记者最近深入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作了专题调查。

　　拆迁矛盾跃居群众信访“焦点问题”

　　据信访部门介绍，目前城市拆迁问题已成为群众信访反映的焦点之一。特别是北京非典疫情解除后，国家信访局接待的群众集体上访中，反映企业劳保、城市拆迁、征地三类问题的批次和人次占到60%以上。

　　国家信访局研究室朱颖告诉记者，近3年反映城市建设特别是拆迁安置问题的信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从拆迁投诉信件看，今年8月底与去年同期比上升50.34%。从拆迁户上访人数看，2002年比上年增长64.86%；到今年8月底，又同比增长47.19%。

　　浙江省政法委调查表明，最近几年因旧城改造、拆迁安置、城市规划、城市房屋登记管理等引发的矛盾急剧增多，由此引起的“民告官”案已占全省行政诉讼案的四分之一。

　　国家信访局有关专家分析说，拆迁之痛，是伴随快速城市化和个人住房产权改革出现的阶段性矛盾。引发信访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强行拆迁，粗暴对待拆迁户；二是安置补偿不合理，政策不到位；三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建设规划出尔反尔，造成居民不能回迁；四是一些地方政府制订的拆迁安置政策失之简单化，没有视居民情况分类处理，造成部分拆迁户因拆致贫，失去生存基础。

　　拆迁“政策筐”里的潜规则

　　记者调查发现，假借“公共利益”进行“商业拆迁”，是引发拆迁矛盾的关键。假借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借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名，二是借“旧城(村)改造”之名。

　　上海市74岁的何礼明夫妇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住了几十年的祖房，在被以“市政动迁”名义指定为“待拆迁房”搬出后，竟没有被拆除，而是装修一新，改头换面，成为上海“新天地”商业广场中的一家酒楼。

　　据介绍，“新天地”是由香港一家公司开发的时尚房产项目，系上海“白领人士追捧的人气旺地”，平均房租每天每平方米1美元。何礼明家的房产如果市场交易，少说也要上百万元，但定为公共拆迁，他们只能拿到十几万元，说是房子拆掉后物料的价钱，叫残值价。每次老人走进曾住了几十年的单体小楼，摸着每一扇门窗，看着来往的陌生食客，都禁不住老泪纵横。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迁而不拆”的怪事在一些城市并不鲜见。建设管理部门专家说，拆迁应当以原建筑的灭失为条件，否则就不能应用拆迁条例补偿。房子如果没有拆而发生产权转移，应属于市场“买卖行为”。同时，以残值价补偿的办法是错误的，应以市场同等建筑估价折旧计算补偿价。

　　记者还发现，在“公共利益”的拆迁“政策筐”里，“旧城改造”是另一个无底洞。在一些地方，它成了拆迁户的噩梦。

　　浙江金华拆迁户告诉记者，在今年计划拆迁的婺江东路北侧地块，政府部门开始在公告中说搞绿化带，以此少补偿，并拒绝市民回迁。因居民多次上访质疑，有关部门最终才公布“小高层”商品楼的计划。

　　　“因拆致贫”现象引人关注

　　从总体上看，城市拆迁改善了城市环境和市民的居住条件。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拆迁户之所以不满意，“因拆致贫”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大多数居民被安置到城郊，导致生存成本大增，除了购买住房和家用物品外，谋生手段往往也要从头再来，交通、购物、子女入学等都成为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而这些问题没有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

　　记者9月17日走访南京景明佳园，这是拆迁户的一个安置地。这个孤零零的小区前不靠城，后不接区，被称为“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应当说，小区的绿化不错，但居民谈起小区生活却怨声载道。

　　30多岁的居民杨丛花说，这里没有学校，我的孩子上初一，只能留在城内原校。从家到学校，大约20公里。孩子每天早晨5点半出门，晚上8点多才到家。我每月只有200元的下岗生活补贴，因离城远，他上学坐公交车就要花掉1／3。想就地找工作吧，出了小区，连人影都看不到，哪儿有活干？我的头发都急白了。

　　据调查，2002年上海市动迁房屋达到579万平方米，涉及居民超过12万户。但上海市场上适合动迁安置的房源十分紧缺，且房价涨幅惊人，远远超过拆迁户的购买能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孝陵卫法庭庭长朱纪国说，拆迁户大都集中在老城区，失业下岗人员集中，拆迁工作应在“保障两个基本”的框架下实施，即保障拆迁户的基本居住条件，保障拆迁户今后的基本生活来源。

　　有关专家接受采访时指出，城市居民的房产往往是一个家庭的命脉，承载着太多的东西，一座房子被强拆，很容易引发“家庭地震”和社会冲突。因此，城市拆迁本身不仅仅是拆房子，应是一个包括拆迁、补偿、房产、土地、建管、街道、社保等多方面广泛参与的系统工程。单项突进必然引发矛盾，配套联动才是首善之选。

　　建议拆迁补偿价格也开听证会

　　记者采访中接触到的拆迁户普遍表示，如果真是为了市政建设的“公共利益”，我们不会阻拦；但以“市政拆迁”之名，却作商业经营项目开发，变相掠夺居民房屋产权，老百姓不答应！很有代表性的一句群众语言是：“房子产权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开发商怎么有权代表我们处置和分配？”

　　记者翻阅各地的拆迁办法发现，在政策设计中大都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拆迁双方达不成协议的，交由拆迁管理部门或同级政府裁决。二是如果拆迁户不服裁决，在诉诸法院过程中，拆迁单位可申请法院“先予执行”强制拆迁。

　　华东政法大学行政法教研室主任朱芒说，在商业拆迁中，政府拆、政府判难以保证拆迁户的权利，政府代理开发公司的拆迁实质上是不恰当地介入市场的行为。而一旦介入，政府难免倾向地区投资商而侵犯原住居民的权利。

　　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政府在城市拆迁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费安玲教授说，所谓社会公益性是来源于公众的利益，应直接造福于民众，而不是首先造福于商人，而千方百计“绕道”公共利益谋取商业利益无异于犯罪。

　　专家高富平曾参与物权法制定工作，他说，公民财产非依法律规定的情形和程序不得剥夺和限制，这已是世界通律。非基于“公益目的”就不能动用政府力量强取公民财产，商业操作的拆迁应以民法为基础，按等价补偿原则处置，否则就是对公民财产权的非法剥夺。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钱明星等众多专家建议，应尽快梳理和调整各地制订的拆迁条例与宪法、立法法和各项基本法的法律关系，消除“规大于法”和“法规打架”现象，为解除“拆迁之痛”提供公正的法律环境。

　　一些专家还指出，我国的飞机票、火车票价格已经实行听证会制度，拆迁补偿价格问题比它们影响大得多，建议每个拆迁项目的补偿价格要经过听证会论证，还被拆迁户参与权和话语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