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耕身来源：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

　　我们不支持一切急于为自己免责的“生死协议”。

　　如果说因为年龄等原因，大学生尚有一定自律能力的话，我们就难理解为何小学也使出签“生死协议”的招数：小学生还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无论如何，当学校说出“不管有无能力，你都必须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你死了，与我无关！”时，就已不仅无情，而且无理了。不近情，不合理，但一些学校还是将“生死协议”推向学生和家长。它不仅表明了学校所具有的一种话语霸权，同时也表明学校急于摆出一个不愿承担过多责任的姿态。

　　我们不想一味谴责校方，因为一些学校在教学或管理中，的确出现一些他们不想看到的事情，比如学生自杀、发生意外伤害等。但除了向学生及家长推销“生死协议”以求免责外，学校还有无更好的办法？

　　办法当然有，那就是在学校管理中加入更强烈的责任意识，并尽可能使学生远离伤害，从而规避管理风险。如果说充分尽到对学生的教育、监护之责，是学校责任意识的体现，那么在一旦发生意外后勇于承担相应责任，则更能体现学校的责任意识。

　　一方面，“生死协议”不可能使学校完全逃避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事情通常如此：通过尽责来解决问题，远比努力寻求免责来解决问题要积极得多，也有效得多。这不仅是法律使然，也是道义使然。将责任一推了之，让我们感到的是一种“师道之不存”的遗憾。

　　“母校”，是我们对于培养过我们的学校的一个别称，这样的表达饱含我们对学校的依恋和感激。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学校总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总想与我们“划清界限”，那学校还成其为“母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