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英雄”王海正在以新的面孔出现在国人面前。7月份，王海协助舒可心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私人竞选办公室，本刊上期对舒可心竞选人大代表的事迹进行了报道。而现在，王海已经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幕后英雄，这次他要为自己成为一个真正代表一方选民利益的人大代表而努力了。王海究竟是怎样想的？他成功后又会怎样做？怀着若干疑问，本刊记者专程赴京采访了这位来自山东的老乡。

　　“刁民”王海：我要当人大代表

　　本刊记者 施晓亮 吴文锴

　　2003年11月6日的晚上九点，在北京今年的第一场大雪中，王海如约来到记者下榻的齐鲁饭店餐厅大堂。他中等身材，短短的平头，头上融化的雪花变成晶晶亮的水珠。这次他没戴墨镜。第一次近距离看王海的真容，觉得他是那种长得没什么特征，放到人堆里就不见踪影的人。

　　王海说话略微带些山东口音，语速很慢，他讲话很小心，字斟句酌，这显然与他的年龄不相符，若干年的社会磨练使他的心理年龄超过生理年龄。谈话间，他会偶尔露出点看上去是憨憨的笑容，但他的笑从来都是“骗死人不偿命”的。

　　王海还是那么尖锐。面对三家媒体，王海毫不客气，便针砭起媒体和假医疗广告来：“媒体对虚假广告是负有很大的责任的，现在媒体上登的医疗广告，都是虚假，至少是暴利的。媒体一边打假，一边造假——给虚假医疗作广告。”

　　面对家乡的媒体，王海还是挺给面子。王海强调自己是不折不扣的山东人，当天公司招人，就是因为有一个女孩长得很像山东人，王海把她留下了。

　　“戴墨镜是工作的需要”

　　《齐鲁周刊》：王海，这么多年来，你在媒体上的形象从来都是戴着墨镜的，这次能不能让我们拍到不戴墨镜的真实的王海？

　　王海：实在对不起。其实我戴墨镜不是为了摆酷，是工作的需要。我只不过是想将生活和工作分开，我不希望工作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再说我本人也不喜欢被别人过多的关注，我不喜欢做人那么复杂。如果面对媒体不戴墨镜，平时去逛个街什么的，就会有人说，这个人长得像谁，老是惦记着你，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如果我很容易被认出来的话，那就麻烦了，打假也就打不成了，这自然会增加打假的成本。人家要是认出我来，就不卖给我，他们会以没货或说是样品来拒卖给我商品。当然现在公司的打假工作我基本上都不过问了，有专门的业务人员，我也不需要亲自出马了。只有大的案子我会去现场看一下。

　　我只有一次面对公众摘下了眼镜。那是在前几个月北京审理一个案子的时候，是为了表示对法庭和审判长的尊重。

　　《齐鲁周刊》：你如果当选，是不是意味着老百姓永远不知道自己选出的人大代表长得什么样了？

　　王海：我觉得参选人的相貌似乎同他所从事的人大代表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又不是选美，再说我又不是同选民平时毫无联系，我会在成为候选人之后公布自己的电话和相关材料的。

　　“通过别的代表提议案太麻烦，不如我自己去参选！”

　　现在大名鼎鼎的王海，过去不过只是一个初中生，毕业于青岛51中学。后来通过自学，获得了法律的大专文凭。王海似乎天生就具备法律天赋和敏感。他说：“通过当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在十年前就已经想到。” 《齐鲁周刊》：尽管很多人还不清楚你的相貌，但你要参选人大代表的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过去你是打假英雄，是“刁民”，现在又要参选人大代表，你的出发点在哪里？

　　王海：应当说，打假和做人大代表是殊途同归的，实际上是一回事。我过去做的事情不过是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用赔偿来制约假冒伪劣；今天则要靠法律手段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健全有关消费者权益的法规。实际上，现在有许多法律规定和规则都不是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制定的，比如手机的三包规定，现行的物业管理条例，都是厂家和物业管理部门自己制定的。自然会侵害到消费者的利益，改变这种状况也只有在立法上做文章。而去参与立法的途径就是去当人大代表。

　　《齐鲁周刊》：你是说，很早之前你就想到要当人大代表？

　　王海：差不多吧。早在1993年或1994年，我还在自学法律的时候，就想到了要当人大代表。我当时想，大家都是公民，年满18周岁就可以去当嘛，只是没有付诸行动而已。

　　1995年接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时候，我觉得其中有些规定不够完善，就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善它。1998年，我曾给一些学者提建议，其中包括建议出台《行政处理结果回执制度》和《行政处理结果抄送制度》，目的是为了避免公民的投诉泥牛入海，追究行政不作为的行为，结果我的建议也泥牛入海，没有任何答复。看来只能通过人大代表参与立法。但通过别的代表又有难度，于是我干脆自己参选。

　　《齐鲁周刊》：你的意思是做人大代表对促进法律的完善所起的作用更为直接和便利。

　　王海：是的。今年我曾联合山东的人大代表提交了《物业管理议案》，没有意外的话会推动《物业管理条例》的实施，但这也是间接的，如果是普通公民以个人名义提交议案肯定不会有什么反应，再说，人大代表不够三十名根本形不成议案，我嫌麻烦，所以索性自己参选人大代表。一个普通公民参与立法，其成本是十分昂贵的，做了人大代表就不一样了。一开始我打算让舒可心一个人去参加选举，但后来又听说户籍不在北京也可以参加，我想机会五年才一次嘛，所以就去了。就这么简单。

　　“相对于奸商，我是一个‘刁民’；相对于普通人，我却是一个大好人！”

　　11月7日，在北京亚运村欧陆经典花园的办公室里，王海与他的参选助手讨论起选民登记的相关问题。约半个小时后，王海进入欧陆社区委员会，进行了选民登记。随本刊一起来的山东卫视的记者和央视《东方时空》的记者之前打算跟随王海拍摄，但被王海拒绝。十分钟后，王海出来，回到办公室继续接受记者采访。 《齐鲁周刊》：今天的选民登记还顺利吗？

　　王海：还行。不过我的户籍证明还得重开，因为现在的证明是街道办事处的，他们要县以上级别的。

　　《齐鲁周刊》：最初您不让电视记者跟随拍摄，是为什么？是担心自己暴露吗？ 王海：不是。社区的居民都知道我在欧陆经典参选，我的名字也早就公布了，我只是不希望我的登记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登记只是一个形式，没有必要搞得太隆重，否则会引起选举委员会的反感。

　　《齐鲁周刊》：你是作为欧陆经典社区的选民参加朝阳区人大代表候选人的竞选的。相信社区里的人乃至社会上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刁民”王海过去更多地是以一种商人的面目出现，靠打假来赚钱，手段十分“刁钻”，现在突然要竞选人大代表，肯定是有所图的，否则费这个劲干吗？

　　王海：利益肯定是有的。王海开公司参与打假确实是想通过维护公共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王海做的事情是在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铁的事实。

　　《齐鲁周刊》：你所说的维护公共利益是指什么？

　　王海：社会上对我的说法有很多。我觉得这些说法不会影响我的参选。我相信我过去所做的维权活动能说明我的动机。我现在主要是搞物业管理中的维权。主要是帮居民区里的业主跟物业管理打官司。现在我们公司每个月都要至少接到四五起业主的投诉。前几天我们刚刚帮北京的一个小区打赢了一个官司。原本业主们要向物业公司交纳1％的违约金，但通过我们的调查和取证，将违约金降低到了0.021％。整整降低了98％。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让我们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为了这件事，我们最近还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过几天我还要去深圳一个社区里帮业主打官司，有可能同当地的物业发生冲突。

　　《齐鲁周刊》：还有一件事是关于你的道德的。在《当头棒喝》一书的序言中，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对您说过，您的道德需要提高。许多读者都想明白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你觉得说得对吗？

　　王海：是啊，许多读者都搞不清楚这个问题。茅老这显然是鼓励后辈的话，因为人对道德的追求都是没有止境的嘛，我的道德肯定还没有达到不需要提高的地步嘛。我认为相对于奸商而言，我是一个刁民；但相对于普通人而言，我则是一个好人。

　　《齐鲁周刊》：如果你当上人大代表，会不会利用你人大代表的便利来为自己的公司谋利益，而您会不会宣扬您的公司是人大代表的公司呢？

　　王海：我至少不会否认我的公司是人大代表开的公司。我现在在社会上的形象包括今后的形象，都是凭着我的能力做出来的，而不是利用媒体树起来的。树起来的形象是没有用的。人大代表的公司只要做得好，为人民伸张正义，让更多的人知道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始终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

　　11月8日晚上，王海将要去往深圳，为某个小区的业主做维权工作，担当“业主维权及选举顾问”。全国还有许多小区等待着王海的帮助，记者主动邀请王海前往济南给业主做一些讲座，他欣然答应，说12月份就去。

　　《齐鲁周刊》：你一直称自己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你早就是老板了，怎么还说自己是弱势群体？

　　王海：弱势群体，指的是没有组织的人。我接触过一个老板，至少有几千万，在商界极有势力，但作为一个购房的业主，他就没有什么力量了，被物业管理折腾得没个人样。这主要就是因为业主的力量太分散，没有统一的组织。

　　《齐鲁周刊》：抛开过去不谈，那你将来为某个社区的业主、朝阳区业主乃至全国的弱势群体提供什么样的具体的承诺呢？

　　王海：我还是要继续推进社区的民主治理。让小区的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让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现在很多业主的权利都被物业管理给剥夺和践踏了。我要努力促进社区民主制度、反欺诈相关法律的完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

　　《齐鲁周刊》：照你这么说，在房地产领域，侵害消费者的行为普遍存在着，那么他们受侵害的程度有多大呢？

　　王海：相当大。现在业主普遍没有自主选择物业公司的权利，我们的房产登记部门工作存在疏漏，共有财产往往被开发商和物业管理部门侵占，被重复买卖。还有一些物业管理公司隐瞒社区管理费，根本就是明目张胆地抢夺。保守地估计，现在房产开发中资金侵害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0％左右。

　　《齐鲁周刊》：正因为有这些存在，你们公司的业务空间是非常大的。如果你当上了人大代表，在你们的推动下，物业管理法规会逐步地完善，“法律”的空子就越来越少，那你们岂不越来越没有活儿做，收入越来越少？你是一个商人，不会没有考虑过自己公司的发展吧？

　　王海：我们不会没得做。只要人类存在，欺诈行为就会有。“根治”只是一个目标，我们只能向这个目标无限地接近。美国的法律很健全，但是也还是有欺诈行为的存在，也有大量的维权公司的存在。其实给帮业主维权的收入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可观。今年帮北京那个小区十个业主维权收费不过一万块钱。我们除此之外还帮业主们建立业主委员会，做指导和辅导，收取一定的顾问费。今后维权的事务减少后，我们可以做一些组织工作和事物性工作，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公司一直在搞非赢利性的法律法规研究，今后也会继续。借助今年SARS带来的启发，我们要搞一个非赢利性的维权组织，现在正在募捐，这将是一个快速应对性质的组织，哪里有假冒伪劣产品，哪里就会有我们的揭露。

　　“我的目的就是助人为乐，助人不是目的，乐才是目的。”

　　《齐鲁周刊》：今后你打算要拿出多少时间来行使人大代表的职责？

　　王海：我会拿出1／4甚至1／3的时间来做人大代表的事情。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时间。现在我们公司基本上已经程序化了，不需要我花费太多的时间就可以很好地运行。前一段时间我不在公司，他们还查了四个案子。

　　《齐鲁周刊》：1995年第一次打假的时候，好像并不是马上就得到了赔偿，但你坚持下去了，后来也赔了。回顾你的打假历程，支持你做下去的力量是什么呢？

　　王海：在《当头棒喝》一书中我曾经说过，我其实是一个悲观胆小愚钝的人，我为什么能够把打假这件事情做成，关键是我这个人就是单纯嘛，想事情直来直去嘛。另外就是助人为乐嘛。我这个人没有那么高尚，按我个人的理解，所谓助人为乐，助人其实不是目的，乐才是目的。为人民服务也是一样，为人民服务不是目的，获得成就感获得快感这才是目的。在有些地方助人为乐做得不好 ，就是把目的和手段给混淆了。

　　王海：一个人的“八年抗战” 有“中国打假第一人”之称的“青岛小哥”王海，恰是而立之年。他现在的头衔是“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北京市王海在线资讯有限公司常务总裁”，不久的将来，他也许会有另外一个称号--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

　　有人说，王海的“成名”其实就是钻了法律的漏洞，而对他来说，完全靠了一双“发现的眼睛”。1995年，王海还是一个22岁的“小哥”，正从事着自家工厂生产的树脂产品的推销，自学着大专法律课程。偶然的一次“乱翻书”，他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中嗅到了“商机”。那年3月25日，他专赴首都，在一知名商场中购买两副假冒SONY耳机，从此走上打假之路。此后他称自己走的这条路是“打仗”，他斗争的武器就是《消法》49条，这仗一打就是八年。

　　1996年，王海接受希望集团刘永行先生10万元赞助，与中国青年报社合作，注册成立了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此后为许多消费者讨回了公道，如他最为满意的“天津两毛钱厕所案”。王海的打假生涯比小说本身更精彩。

　　2000年，王海开始了在房地产领域内的打假，这就是所谓的“业主维权”。虽然他声称“不会靠过去的那种购假索赔的手段到楼市打假”，但是他发现开发商已经不愿意把房子卖给他了。2000年9月20日，王海在南宁与保安发生激烈冲突，被送往南宁派出所，王海在派出所内竟仅穿一条内裤狂奔而出，公安人员确认此人身份后，将其送往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此事被称为“南宁事件”。 坊间立即盛传“王海疯了”。

　　王海的“仇家”称他为“刁民”，其“刁民精神”凝结成书，《我是刁民》、《当头棒喝》曾风靡一时。

　　王海是跨世纪的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8年间，媒体对王海的所作所为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钻了法律的空子，有人说他的行为在客观上促进了消费者权益保护进程。但无论王海做了什么，一个共识是，至少从王海开始，消费者权益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