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3日上午，南京市在科技会堂举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果展开幕式。据悉，这是南京近年反腐倡廉工作最大规模的一次检阅和盘点。展览共分六大部分，展览图文用大量来自一线的鲜活的照片及图表，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南京市近年反腐倡廉战线取得的非凡成就。展览展示的贪官大量违法违纪事实，触目惊心；纪检部门敢于动真碰硬，反贪惩腐的举措，令人振奋。这次展览表明了南京市委、市政府严惩腐败的坚定决心。

　　在媒体报道中，有“南京反腐大盘点，金陵‘十二钗’各有各的贪法”的文章，内容是12名腐败高官的现状实录；还有“南京反腐成果触目惊心，3年中486名贪官被开除出党”的文章。就江苏省南京市反腐败的情景，本刊记者采访了江苏省省委党校党史党建研究专家董连翔教授。

　　每两天半一个贪官被开除党籍

　　记者：董老师，正如南京反腐展览后记中所讲的，弊未绝，风未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反腐倡廉任重而道远。在3年时间里，开除486个贪官。当然这些贪官有大有小，但总是掌握一点权力的吧。一年160个左右，平均两天半就有一个。这数字比例不能算小了。

　　董连翔：腐败一定是与权力相联的。南京3年反腐，被惩处的486名贪官中，就其职业的范畴涉及房地产、医药、国营企业以及政府的劳动局长、公安局长、省计委副主任等，这种现象说明，当前腐败发生的高发区、易发区大多在权力比较显著的职能部门。其中有人事权、税权、药权、招投标权、执法权等等。尽管腐败的个案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与权力相联。凡是有权力的地方、部门、岗位都容易滋生腐败，而腐败的滋生都是对权力制约不够所造成的。就南京3年反腐中被惩处的486名贪官来看，突出表现出这样几个特征：

　　一是，缺乏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制约，表现出三个不到位：一是缺乏法律保障，监督难以到位；二是单方监督机制不到位；三是制度不配套，效果亦不到位。我认为，对“一把手”的监督，有个教训，小官监督大官、下级官员监督上级官员，同级纪检监察同级党委，这是无论如何也监督不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常识：必须采取大监小、上监下，有权力的监督机构才能奏效。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微观经济领导权干预过多过大。目前，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的许多部门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执法部门的处罚权缺乏规范，自由裁量权力过大，造成了行政管理和执法工作人员手中权力商品化，权力寻租成为政府职能部门腐败滋生的路径依赖。三是，投资体制的高度的垄断与封闭性，造成政企不分、官商一体，使各种项目成为部门和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第四，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缺乏对群众负责的有效机制，群众难以对其实施真正的监督，成为各种腐败滋生的源头。

　　记者：如何对“一把手”进行监督，内部和外界已经说得很多了。关于环节方面的事宜，也已经有很多专家叙述过，您认为带有根本性质的措施应该是什么？

　　董连翔：基于上述这些情况，要遏制腐败，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以防权力滥用。最根本的，你“一把手”不是最有权吗？反腐败一定要把对于权力的制约提上日程。“一把手”有权，这没错，但是再大的权力也要接受制约。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有两个方面，一是要相对地分解权力；二是要权威监督。

　　至于对政府有关部门微观经济领导权干预过多过大的问题，必须严格地规范执法部门的处罚权，切断权力寻租的途径。对投资体制的垄断问题，根本在于加大改革的力度，彻底政企分开，增强投资体制的透明度、开放性、市场性。对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加强群众对干部监督的制约机制，要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监督，迫使干部必须对群众负责。堵住腐败滋生的源头。

　　必须坚持监督检察制度的“刚性”原则

　　记者：这次展览的“金陵十二钗”里面，有好几位都是60岁左右的。案发的时间，大概就在前两年，五十八九岁的样子。您看，原南京医药产业(集团高级顾问)江中银，65岁；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60岁；江苏省供销总社负责人周秀德，61岁；原南京市劳动局局长包智安，55岁；南京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陆铁军，59岁；南京市房产管理局产权处处长张金泰，60岁，等等。贪官的“59岁”现象，被概括出来有些时候了，但是从展览的内容来看，这些腐败高官贪心依旧。从制度缺失方面考虑，我们究竟“疏忽”了什么，在哪些地方“手软”了？

　　董连翔：反腐中的“59岁现象”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好的老问题，究其原因，我认为事关这一问题的教育和管理机制都不科学。

　　就“59岁现象”产生的原因而言，主要是心理失衡。就“59岁现象”的许多个案来看，其中绝大多数在犯案之前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否则你不可想象，他们怎么当官就一直平安地当到了这么大的岁数。他们在临近退休之时，往往因为一件小事，造成心理失衡，然后走上犯罪道路。他们普遍的思想轨迹是：过去从来没有捞到什么好处，现在快退下来，如果再不用手中权利谋取私利就没机会了。最主要的内在原因，是当他们看到，特别是当看到身边的人以权谋私，但是又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心想人家贪了并没有翻船，我要是贪一点就一定会翻船吗？不一定吧。他们就会大有吃亏的念头，会抱着侥幸的心理，不顾党纪国法走向犯罪。

　　说到底，诸多“59岁现象”反映了权力制约机制的不科学、不严密。失监、漏监、不监的现象不能杜绝，使“59岁现象”变成长期的不治之症。

　　如何解决“59岁现象”，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是说做官做了一辈子了，老是教育别人的，59岁了还要别人来教育自己？但是一定要强化这个“教育”。在党内要有个强大的舆论氛围，就是淡化“官”的意识，强化“百姓”的意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做官是有阶段性的，不可能是一辈子做官，但做人则是一辈子的学问，不做官的人有怎样做人的问题，做官的人更有怎样做人的问题。必须牢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告诫与警示，即使做了再大的官，也要考虑怎样做人。做官人要彻底摆脱“59岁现象”关键在于懂得怎样做“官”的同时，更懂得怎样做人。守住这个底线就会度过“59岁”关。

　　记者：意思说到底有个道德底线问题，但我总觉得道德不是万能的。凡事要从制度上创造“零失误”的环境。

　　董连翔：说得对。要坚决地依靠制度，这是杜绝“59岁现象”的根本。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好：一是坚持制度的刚性。凡是已有的制度，必须坚决执行，不可借“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而破坏制度执行。必须是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权力监督的总制度、实体性的制度都有了，但在执行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往往毁于弹性过大，使制度难以生效；二是坚持制度的合理性，使每个干部的正当行为、合法利益得到保障，留有合理的空间，特别是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利益保障机制，弘扬先进，批评后进，以此避免心理失衡。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制度的刚性，不允许有例外的弹性处理。你对这个人弹性了一回，你对另外一个人“弹不弹”？弹来弹去的结局，就是整体“松弛”，以至“松”到不可收拾。

　　无人监管“35岁干部”，就是“教不严，师之惰”

　　记者：在展览的名单里，我还看到了有个37岁的江苏省国税局办公室主任陈林春。如同59岁现象那样，现在的35岁也已经快成为另外一个“腐败现象”了。似乎选拔使用，就可以放手了。这很有点“教不严，师之惰”的味道。

　　董连翔：年轻干部的使用，既要重选，又要重管。我认为在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青年干部的选拔，既要重才，又要重德，但更重要的是重德。当然这个德包含很多方面，有政治立场、原则，毫无疑问这是必须要重的，但个人品德则是非常重要的。考核青年干部的品德，应坚持在四维空间中：包括过去表现；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上级、同级、下级；过去单位、现在工作单位进行考核，这样选出来的青年干部才能达到品格优化，才能真正让党、人民放心。二是一定要重管，就是组织上要有严格的管理制约机制，杜绝那种选上后，无人管理，一旦出事，惊叹不已的现象发生。使每一个青年干部都在组织的视线中。在管的过程中，尤其是要做到“常警示”，组织专门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还有就是健全严格的管理机制，奖罚分明，激励青年干部健康成长。

　　在这次展览中被揭示的腐败官员，都已经受到相应的组织处理，有的已经移交司法机关，有的已经逮捕。南京市的这次反腐败展览，表明了省委、市委的反腐决心，将对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改革事业稳定发展，起到重大的政治作用。（记者陆幸生）（来源：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