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沈嘉禄（记者）

　　记者：顾教授，我们经调查发现，最近几年来上海街头的乞讨者多了，乞讨者的一些恶意乞讨行为甚至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对整个城市的形象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顾骏：这不奇怪，乞讨现象在每个大城市里都有，在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里也有，比如纽约、巴黎、伦敦，可能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上海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交通便利，万方杂处，市民的生活条件和在上海的旅游者的经济状况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要好得多，资源丰富，乞讨者来到上海来行乞，比较容易达到预期目的。乞讨现象让许多人看了不舒服，尤其是一些身带残疾的。但是，我们不必把上海街头的乞讨现象看得过于严重，好像一有乞丐，城市的形象就全坏了。乞丐太多当然不是好事，但要让乞丐一个不见，很难做到，而且也没必要。将来即使社会保障覆盖了全体公民包括农民，乞讨现象可能仍会存在。使用强制性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遣散他们，会遇到法律上的问题。比较可行的是通过努力，先保证一些重要的公共场所如主要景观道路、公共交通集散地、重要商业场所等地方不要有行乞现象，在一些次要道路和区域，如果工作能做好，最好，一时做不到，问题也不大，至于外国人看到了也没什么了不起，这是一个世界性现象。 记者：那么如何做到主要景观道路的干净呢？景观道路或商业街人流密集，是行乞的“高产区”，比如南 京路、外滩、一些高档的饭店娱乐场所门前都有这些乞讨者。现在强制性的制度废除了，有些手段就用不上，有关方面该怎么管理呢？在采访中，有关方面叹苦经最多的也在于此。

　　顾骏：你说的有关方面，大概就是公安机关吧。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维护治安，公安部门的压力一直很大，一段时间里处理街面行乞问题也被视作公安部门的职责。但按照新近实施的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现在处理流浪乞讨现象的主管单位是民政部门，所以公安机关的职责应该说是减轻了。从强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服务性救助，是社会的一个进步。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思路要跟着转变，不能形成“路径依赖”，一见乞丐多了，就想到“打击”，想到强制遣送。把解决行乞问题完全交给公安解决是于法无据的。行乞总体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涉及的因素太多，不好处理，可以先从具体工作做起。基本思路应该是以服务性救助为主，动员各方力量，采用多种办法，来减少行乞现象，至少不能让其失控，弄到满街都是，这不但不利于城市社会生态，也不利于乞讨人员本身，因为冬天到了，衣着单薄，在街上乞讨，生存条件太恶劣了。所以不但民政部门要加强救助工作，还可以动员一些社会团体、慈善机构等，一起来帮助这些人员。

　　记者：社会力量也得依法办事啊。

　　顾骏：无论行政部门还是社会力量都得依法办事。在处理行乞问题上，要特别注意将救助乞讨人员与解决由于乞讨造成的消极影响或者乞讨背后的犯罪现象加以区别，分别对待。对于确有困难，生活无着的人员，要尽力救助，劝导他们到救助站接受帮助；对于流浪乞讨中造成市容环境问题的，要给以劝说和纠正，必要时也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对于组织和控制他人行乞或敲诈、欺骗他人或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人员，应该依据相关法律进行处置。乞讨现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加区别地处理，难以解决问题。但无论怎么处理，依法办事是一条基本原则，不能再使用强制性收容遣送的办法。

　　记者：按照新办法的精神，乞讨者如果不接受你救助的话，似乎对他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顾骏：新办法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原则的，为了把救助操作得更好，更人性化，更有利于城市管理，需要一个实施细则，这可以使行政部门和社会力量在参与解决这一问题时有法可依。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有的方面转变得快了，相关机构出现不适应也是正常的。政府职能和职能履行方式发生变化是必然的，服务政府要在服务的方式方法上想办法。现在上海在矫治轻微犯罪人员和关心闲散青少年方面已经开始采取司法社工的工作方式，组建了一支社区司法社会工作者队伍，它的好处就是把传统上由司法或执法部门做的事交由专业人员来承担。今后是否也会出现专门处理行乞现象的社会工作者呢？我想还是可能的。另外，还可以组织一些志愿者来为他们服务。

　　记者：我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曾经看到过一个乞讨者，他在路边吹风笛，吹得非常好，脚前搁一顶帽子，我走到马路对面用相机“吊”他的镜头。结果被他发现了，就转过脸去，我再想换个角度，他干脆走人了。我当时很歉疚。而在我们身边，那些乞讨者非但没有廉耻之心，个别人甚至表现出穷凶极恶的样子，比如有一次我给一个乞讨者几张毛票，他当场就扔在地上。再有一次我发现半路上拦住我的一对夫妇明显不像他们自己说的“迷了路，口袋里没钱了”这种人，就提出带他们到警署去寻找救助，他们不肯去，反而冲着我破口大骂。这些人对民众固有的同情心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顾骏：许多行乞人员是有困难的，但也有不少人另有所图。所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情形常常令人尴尬。面对乞讨者，不给吧，看着他们的处境，于心不忍；给吧，他们的收入可能不但比在老家种地好得多，可能比施舍者还高，自己不回去，还会形成示范效应，造成乞讨现象增多。乞讨现象连带还可能带来道德风险。在一个正常的、健全的社会里，对弱者的救助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对乞讨人员没有一点同情心，会导致人对人的冷漠，甚至见死不救。但过于乐善好施，又会助长靠行乞为生的不正常生存方式。在正常的情况下，施舍者的善心与行乞者的廉耻心应该达到某种平衡。

　　强烈的廉耻心使得乞讨人员不致过多，而人们的慷慨则使行乞者的境遇不致过于恶劣。我们在看到部分行乞人员确有困难的同时，也发现不少人背后似乎存在一种乞讨文化，他们对乞讨的态度是“中性化”的，即不认为乞讨是可耻的，相反，为了获取更多钱财，他们会把自己装成残疾，编造故事，利用公众的善心，甚至辱骂施舍者或拒绝施舍者。这种过度乞讨现象的出现，会导致人们普遍丧失同情心和相互信任，恶化人与人的关系。在目前行乞现象表现出明显增长势头的情况下，市民在面对乞讨时，可以稍稍谨慎一些，也可以劝导或引导他们到救助站去，既然政府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援助，市民配合着做些工作，如果真能有助于乞讨人员困难的缓解，也是对道德心的一个交代。在政府已经承担了责任的场合，我们要相信，心理上也可以好过些。有关方面在制度框架内动用社会福利，对政府形象也有利。

　　这里要指出的是，街头卖艺与单纯乞讨不一样，因为卖艺者付出了劳动，而且通常也不主动乞讨，人们给他们钱物，是对他们和他们的技艺的尊重。我们可以视之为一种生活方式，尽管自己不一定追随。国外街头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卖艺人，表演人体雕塑、器乐演奏、唱歌等，在一些旅游场所，甚至成了景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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