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一道道明确规定最后期限的“军令”直指一个词：超期羁押。这一道道“军令”很快在公、检、法系统掀起一场限期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风暴。

　　众所周知，“超时办案”引发的“超期羁押”问题，多年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按照现代法学“无罪推定”的原则，所有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与其他常人一样享有各种公民权利。中国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一样，也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如果每一个环节延误一点，等到当事人获得公正的审判，羁押的期限也会很久。这种代价的付出，虽然于法有据，但从社会角度来看，毕竟是让当事人付出了失去自由和部分正当权利的代价。如果当事人最终判定是无罪的，那么这代价未免太沉重了。所以，超期羁押问题应该解决，以保护当事人的切身权益。“超期羁押”的根本原因所在，恐怕与我国很多地方司法人员的思维定势有关：我面对的是一个犯下了罪行的“准罪犯”，我要保护公众利益，就要不惜一切手段和方式破案，所以，我之所以搞“超期羁押”，也是为了实现正义。这种“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公平”的思想，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正义看上去是个概念，来无影去无踪，似乎只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而每个人对于“正义”的理解又有着那么多的不同与差别；可以设想，如果按照个人的诠释去实现正义，那么整个社会不是全乱套了吗？所以，法治就是用一套得到公众认可的、可以量化到执行层面的程序，来实现正义这一终极目的。而一套程序，无论设计者考虑得再怎么周全、设计得再怎么细致，它永远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它必然存在漏洞，这些漏洞还有可能被人所用。这就是某些司法人员所认为的：“消除超期羁押，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坏人”的疑问所在。但是，正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而严格制定程序、严格执行程序，已经被多个国家证明：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利益。中国的法学界也一直在呼吁建设程序正义，只有程序正义才能带来结果正义，而越过程序正义去追求所谓的“结果正义”，我们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从消除超期羁押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司法机关正越来越重视刑事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从过去对社会利益、公共秩序的单纯强调转变为社会保护与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并重，刑事法律规范不仅是全体公民的行为准则，而且也是司法机关行使刑罚权的裁判规范。（来源：羊城晚报）